过去一年里，加拿大两位主要政治领袖讲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加拿大起源故事。正如“1619 项目”（1619 Project）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建国叙事，我们的领袖也在设法重新定义加拿大的建国叙事，要么把它讲成欧洲进步的延续（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称加拿大是“非欧洲国家中最欧洲的国家”），要么把它讲成更古老的“法治”与自由传统的延续（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常常提及 1215 年起草的《大宪章》[Magna Carta]对英国、乃至加拿大的影响）。
由于反美情绪日益高涨，两位领袖讲述的故事似乎都刻意避开美国。在卡尼看来，鉴于特朗普的言行，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在博励治看来，加拿大与自由、与“加拿大梦”的历史渊源，跟共和党毫无干系。说到底，这是一个关乎根基的问题。
两人似乎都相信：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多少决定了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这话有几分道理。同样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这一事实也决定了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人。值此美国建国 250 周年之际，我们加拿大人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加拿大人身份？而作为基督徒，又该如何看待我们两个国家的起源？
今天（本文写作日期——译注）是 7 月 2 日，不是 4 日。但这个日子自有其分量：《独立宣言》的第一份完整草稿正是在这一天完成的。随后两天里，文件经过了几处重要修改，包括删去一段谴责奴隶制的文字。而正式签署其实要等到 8 月。但签署之时，北纬 49 度线（美加国境线——译注）以北没有代表参与落笔。加拿大的身份认同，部分正是由我们对美国革命的拒绝所塑造的。
不签字还只是一方面而已。1776 年，效忠派（loyalists）屡屡迎击并击退北上的叛军。那年夏天，乔治·华盛顿接到的战报，是他的部队正从魁北克城和蒙特利尔节节败退。战争期间，大约有四五万移民从十三殖民地迁入加拿大。他们北迁，恰恰是因为不愿造反。我们的忠诚、不好争斗、还有那份彬彬有礼，都可以追溯到早年那批北上定居者的品性。
小学时，我背过那段著名的演讲《我叫乔，我是加拿大人》（“My Name is Joe and I Am Canadian”）。加拿大读者对细节一定记忆犹新；不过，容我对美加边境以南的读者解释一下。2000 年3 月，正值多伦多枫叶队为季后赛席位缠斗之际，摩森加拿大啤酒（Molson Canadian）推出了一支广告：一个名叫乔的普通人站在剧场舞台上，来了一段激情演说。
乔说的有些内容趣味十足，他拿加拿大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差异打趣：“toque 是帽子，chesterfield 是沙发，Z 念 Zed，不念 Zee，是 Zed。”另一些台词就带了锋芒：“我相信维和，不是当世界警察；我相信多元，不是同化。”这几句显然是冲着美国人去的。不过他随即又把气氛调轻松了：“还有，河狸是一种真正高贵而值得骄傲的动物。”
加拿大人就是不同于美国人。这是加拿大人身份的核心。而我相信，这些差异不仅对加拿大有益，对美国同样有益：我们提供了美国人所缺的视角。反过来，加拿大人也当向美国人学习，免得染上自鸣得意的优越感（可惜这毛病我们常犯）。我见过不少美国朋友惊讶于我们在疫情期间对政府的顺从姿态，或为医疗协助死亡（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简称 MAiD）政策感到愤慨，或为咄咄逼人的仇恨言论管制立法而担忧。他们看得见我们的盲点。美加两国文化不同，而这不同是件好事。
我对两国历史读得越多，就越倾向于这样一个结论：美国立国于理念（ideology），加拿大立国于技术（technology）。1776 年，美国人围绕着一些观念凝聚起来，比如“无代表不纳税”，认为国王征税而没有给予代表权，是一种恶。他们读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并广为传扬，强调政府为服务人民而存在，而非人民为政府而存在。美国立国于观念之上，其中许多是良善而公义的，也有不少很成问题，比如奴隶制的扩张，比如“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又译“天定命运”，最初为 19 世纪时的政治标语，指的是 19 世纪美国定居者所持有的一种信念——认为美国被上帝赋予了向西扩张至横跨北美洲大陆的天命）谬论。良莠混杂，但理念始终是美国立国之核心。加拿大却不同。
第二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不列颠哥伦比亚（卑诗省）的居民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加入加拿大。他们用的是美国邮票，商人们与旧金山的生意往来远多于多伦多。1867 年，美国刚从俄国手里买下阿拉斯加。1871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代表前往渥太华商谈入盟事宜，去的路上还得取道美国。
最终，他们决定加入。不是基于什么理想，而是基于一项技术的承诺：一条连接两洋的铁路。同样，若没有哈德逊湾公司和毛皮贸易，今天的加拿大会是另一副模样。加拿大的扩张遵循的多是缓慢而务实的原则（偶尔也动用强力），而非革命，更非“昭昭天命”那种“神授征服”的教义。[1]
加拿大的技术性起源并没有抹杀我们的思想产出，相反，这种技术性起源塑造了我们。正如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ker）所言：“加拿大对北美思想的主要贡献，是一套高度原创、体系完备而雄辩的技术论述。”[2]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乔治·格兰特（George Grant）、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等许多加拿大人的著述，影响了边界两侧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技术批评者。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各自独特的起源也投下了各自的阴影。而要看清这些阴影，最好借助彼此的眼睛。
卡尔·楚曼（Carl Trueman）常说，现代性的历史就是渴望调和两个理想的历史：自由与归属。说得简单些，美国把前者放在首位，加拿大把后者放在首位。两者都是美善的，都合乎圣经。难的是找到那个恰当的平衡。
有时候，听着美国人那份响亮、那种在任何议题上都敢于发声的劲头，我会为加拿大缺少这样的声音而叹息。记得有位美国超大型教会的牧师来加拿大，放话说：“加拿大从来没出过伟大的传道人。你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我可以争辩说卡森（D. A. Carson）就够得上这个标准（他生于魁北克、长于魁北克），但我承认：比起美国人，加拿大人对大教会、对个人魅力型的明星传道人，要不自在得多。加拿大人喜欢归属。我们不想去看一场演出，我们想加入一个群体。
这又把我们带回美国的立国根基。如果一个人宣告自己不需要他人，那他就是在说谎。当然，1776 年的美国并非如此，他们是一同宣告独立的。但美国精神里确实有那么一种独立精神，“我不需要你，我自己来。”在我这样的人听来，这不只是想岔了，甚至可能是不合基督信仰的。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独立本身并不是美德。正如美国作家凯利·卡皮克（Kelly Kapic）所说，我们受造，本是为了归属于神、归属于彼此。[3] 我们受造，本是要彼此依存；我们受造，本是为了归属。
同样，我们受造也是为了自由。唯有在基督徒的群体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在圣徒的称义里，我们才能既有归属，又享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是能够为基督而活的自由，而不是摆脱一切义务的自由。
想到乔治·华盛顿的谦卑、托马斯·潘恩对民主的热忱，以及美国立国根基上那份善恶交织的道德遗产，我心存感恩。而我也同样感恩，自己归属于加拿大。我为我们两国的自由而祷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前 2:2）
我们很容易把美加两国的美好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历史学家（也是加拿大福音联盟专栏作者）迈克尔·海金（Michael Haykin）一场关于多伦多的讲座，还有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对 1776 年的重述，都提到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们两国的起点上，罪都同等猖獗，娼妓、酗酒、赌博、蓄奴、偷盗、撒谎、亵渎，不一而足。我们不该把过去说的如何美轮美奂。唯一真正完美的起源故事，只在圣经开篇的那几页里。
话虽如此，恰恰是当我们忘记自己真正的起源，即道德、自由、归属的起源时，我们才会走入歧途。杰斐逊最后修订《独立宣言》时，决定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神圣而不容否认”（sacred and undeniable）一句，精简为“不言而喻”（self-evident）。正如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中肯指出，[4]《独立宣言》所描绘的包括平等、生命、自由在内的许多价值，并非所有文化共有。这些价值绝非不言而喻。对它们最好的表述，恰恰在基督信仰之中。
这个危险摆在所有人面前，对我们身处西方的人尤甚：我们承认这些礼物的美善，却认不出那位赐予者。我们畅游在基督教化文化的种种益处之中，却浑然不觉自己是湿的。像杰斐逊一样，我们把神借普遍恩典所赐下的、借特殊启示所吩咐的，统统视作理所当然。但愿我们不至如此。
愿所有人都被视作上帝的形象——无论是未出生的胎儿还是年迈的长者，原住民还是移民，自由人还是奴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加拿大人还是美国人。让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往，既看见良善，也看见过犯，并在圣洁的上帝中追寻我们的幸福。愿执剑掌权者秉公行义，愿掌管教会钥匙者谦卑服事。愿基督在我们的国家再受尊崇二百五十年，藉着爱邻舍和传扬福音，或者，愿基督早日再来。
我叫安德鲁，我是一个加拿大基督徒，我为美国感恩。
[1] 关于加拿大历史这些方面的更详细论述，参见斯蒂芬·R. 鲍恩（Stephen R. Bown）所著《统治：铁路与加拿大的崛起》（Dominion: The Railway and the Rise of Canada）（多伦多：双日加拿大出版社［Doubleday Canada］，2020 年）；以及鲍恩所著《公司：哈德逊湾帝国的兴衰》（The Compan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udson’s Bay Empire）（多伦多：锚加拿大出版社［Anchor Canada］，2021 年）。
[2] 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ker）《技术与加拿大思想：英尼斯/麦克卢汉/格兰特》（Technology and the Canadian Mind: Innis/McLuhan/Grant）（蒙特利尔：新世界视角出版社［New World Perspectives］，1984 年），8 页。
[3] 参见凯利·M. 卡皮克（Kelly M. Kapic）《基督徒生活》（Christian Life），载于“新教义研究”丛书，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与斯科特·R. 斯温（Scott R. Swain）主编（大急流城，密歇根州：宗德万学术出版社［Zondervan Academic］，2025 年）。
[4]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重塑世界：1776 年如何创造了后基督教西方》（Remaking the World: How 1776 Created the Post-Christian West）（十架路出版社［Crossway］，2023 年）。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加拿大福音联盟英文网站：250 Years Later: Canada, America, and the Gift of Dif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