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是俄国文学巨匠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创作不朽之作《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的 150 周年纪念。这部 1866 年问世的小说既不是那种让人手不释卷的作品，也不是轻松愉快的读物。虽说结局可以称得上“皆大欢喜”，但读者必须跟随主人公经历重重磨难才能抵达终点，而即便是结局本身也充满辛酸。这一切，都彰显了它作为俄罗斯文学的典型特色。
小说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v）是一位贫困而忧郁的大学生，长期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中。他对周遭世界充满怨恨，认定自己超人一等，不应受普通人的道德规范所束缚。他坚信自己有能力成为伟人、慈善家，还会成为一个富有魅力的领袖。
拉斯科尔尼科夫笃信自己凌驾于神和人类法律之上，残忍地杀害了当铺老板娘和她的妹妹。表面上，他是为了抢劫钱财，但实质上，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权如此行事。然而，他最终发现逃避良心的谴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忏悔之后，他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但在那里，在圣洁的索尼娅陪伴下，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救赎。
《罪与罚》不仅因其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现实主义风格而备受推崇，还因其独特的先见之明成为必读经典，尤其对那些关注道德相对主义对现代社会危害的基督徒而言。就像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Alfred Lord Tennyson）在其史诗《悼念集》（In Memoriam）中——该诗 1850 年出版，但主要写于 19 世纪 30 年代——提前十多年探讨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物种起源》直到 1859 年才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也提前 20 多年揭示了尼采超人理论的危险性和虚妄性，而尼采直到 1883 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才正式提出这一理论。
根据尼采的理论，超人（德语为"übermensch"，意为“超人”或“高等人”）在自己身上找到勇气，摆脱中产阶级道德枷锁——这些道德和伦理标准是由宗教“强加”于我们的。马克思将宗教贬为“群众的鸦片”，而尼采则将其视为奴隶道德，是弱者用来控制强者的工具。
超人不畏惧宗教规范和迷信，他超越这些人为的束缚——超越善恶——以彰显自己的权力意志。只有摆脱这些束缚的个人才能引领社会迈向光明的未来。虽然将希特勒的罪行全部归咎于尼采并不完全公平，但他的理论确实为各种政治倾向的极权领导人提供了充分的借口，使他们可以将不公正的行为伪装成推动文明进步的手段。
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诩为尼采式超人的人物，他认为规则不适用于自己，但却期望他人遵守规则。可是，他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一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道德意识的人，道德要求对他仍然具有约束力。他可能认为自己可以免于法律惩罚，但他无法逃脱内心的法官——神置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良知。拉斯科尔尼科夫知道自己犯了罪——而这种认知本身就要求存在一个超自然的、既非相对也非人为的标准。
就像疼痛表明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一样，内疚表明我们的灵魂出了问题。即使在试图说服自己具有超人地位时，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深陷内疚和悔恨之中。现代弗洛伊德派治疗师可能会告诉他，内疚感本身才是问题所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内疚感的真实存在恰恰揭穿了道德相对主义的谎言，驳斥了人类可以在超越善恶的世界中生活、选择和繁荣的错误信念。
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认为，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项使命是警示大家防范日后被称为尼采式超人的撒但式诱惑。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罪与罚》问世 13 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这部杰作，它以任何哲学或神学论著都难以企及的方式驳斥了超人理论。
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Fyodor Karamazov）是个堕落而贪婪的愚人，他有三个儿子，分别体现了人的身体、智力和精神层面：德米特里（Dmitry）是军人，热情冲动；伊万（Ivan）是知识分子，理性十足，拒绝信仰基督；阿廖沙（Alyosha）则是一个圣洁的修士，试图帮助他饱受折磨的父亲和哥哥们。
随着小说的展开，我们看到费奥多尔被杀害，嫌疑落在了性情急躁的德米特里身上。然而最终，我们得知费奥多尔不是被他的任何一个合法儿子杀害的，而是被他唯一的私生子、卑鄙的斯麦尔佳科夫(Smerdyakov)所杀。这一揭示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包括读者，但最震惊的莫过于伊万。
事情是这样子的，多年来，长相丑陋的斯麦尔佳科夫一直是虚无主义者伊万的追随者。伊万教导他，世界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正义或真理；事实上，既然上帝已死，一切都可行。对伊万来说，这种尼采式的、将道德视为纯粹相对和人为的观点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诚然，他为此感到焦虑，但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学术理论付诸实践。
斯麦尔佳科夫却不这么想。他将同父异母的哥哥奉若神明，把伊万所说的一切都当作绝对真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扭曲的世界观。如果伊万是对的，道德纯粹是相对的，那么为什么斯麦尔佳科夫不能像《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那样行事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他不能为了犯罪而犯罪？如果他不受任何既定道德或伦理准则的约束，又有什么能阻止他杀害他所憎恨的父亲呢？
现代的尼采信徒在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可能会安慰自己说斯麦尔佳科夫误解和歪曲了伊万的虚无主义。但伊万对斯麦尔佳科夫坦白杀父经过时的反应却并非如此。当斯麦尔佳科夫骄傲而毫无悔意地陈述自己如何及为何杀害父亲时，伊万猛然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不仅是错误的，更是虚假的、邪恶的，从根本而言，非常具有破坏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迫使伊万直面自己信念的恶果，让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超人”的丑陋本质——这个“超人”一点都不美丽、悲壮和高贵（如同流放中的拿破仑），而是卑鄙、低劣且丑恶的。这种深刻的自我认知最终导致伊万放弃了无神论，重新拥抱了他曾经否定的上帝。
我们这个时代常自诩为彻底的民主社会，然而，面对“超人理论”那富有蛊惑性的言辞和乌托邦式的承诺，我们难逃其诱惑。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不知不觉地成为这种“超人”的化身。因此，我们更应当谨慎行事，认真聆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告诫。这位文学巨匠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见了尼采即将提出的理论背后潜藏的危险。
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伏着一个傲慢自大、心胸狭隘、怨天尤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或斯麦尔佳科夫。这个隐藏的自我随时可能挣脱束缚，主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Dostoevsky vs. Super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