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七月伊始，美国基督徒都会想起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7月4日是《独立宣言》和我们国家诞生的纪念日，宣言从一开始就阐明了政府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政府不是我们的救世主，但它的确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正如使徒保罗提醒我们的那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13:1）
对于改革宗基督徒来说，7月1日给我们一个机会纪念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会议，这是该会议开始的日子。这一会议为全球长老会制定了信仰基础文件。
长老会牧师、《独立宣言》签署人约翰·威瑟斯彭（John Witherspoon）如果能听到美国最高法院对“葛洛夫诉德乔伊案”（Groff v. Dejoy）一案的判决，也许会感到非常欣慰。该案的判决关乎美国的自由概念（尤其是宗教自由），也关乎历史上改革宗的主日或基督徒安息日的教义。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其故事开始于一个默默无闻的邮递员，杰拉尔德·葛洛夫（Gerald Groff），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他决定顺服神的命令“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20:8）。葛罗夫当初之所以加入美国邮政（USPS），是因为当时（2012年）美国邮政周日没有邮件投递业务，因此葛罗夫认为这份工作可以帮助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尊主日为圣。
当美国邮政开始在周日为亚马逊提供包裹投递业务时，葛洛夫尽了一切努力避免在周日工作，包括平时加班和在每个节假日工作。但最终，美国邮政仍然坚持要求葛洛夫在周日工作，并对他进行了纪律处分，威胁说除非他让步，否则就会被解雇。
这是故事的重要部分——葛洛夫没有向公司提出要求、没有试图给他的同事增加负担，也从未尝试过从事其他需要在周日工作的工作。他不是一个想出名的激进分子，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也许和你我很像），他想遵从自己的良心和主的命令。
最终，葛洛夫于2019年辞职，并为自己和其他在工作场所不允许遵从个人信仰和良心的这一类似情况的员工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尽管葛洛夫的要求并非“一小撮”，也算不上特例——守安息日一直是各种基督教宗派和犹太教的固定实践，但下级法院仍然作出了不利于他的裁决，称他的要求给美国邮政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
法院的裁决依据的是1977年环球航空诉哈迪逊（Trans World Airlines, Inc. v. Hardison, 1977） 一案中首次使用的最小成本测试（de minimis cost test）作为理由。这一测试基于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如果雇主可以证明宗教信徒所要求的便利给雇员的同事们（而不是企业本身）带来负担，就表明这一要求“对雇主业务的开展造成不适当的困难”，可以拒绝。这一测试基本上使有宗教信仰的雇员无法在工作场所履行其信仰。
但最高法院在最近的裁决中改变了这一切。它放弃了哈迪逊一案的标准，转而采用了一种标准，即“要求拒绝提供宗教便利的雇主必须证明，提供该项便利会导致其特定业务的成本大幅增加。”这实质上将责任从雇员（证明没有困难）转移到了雇主（证明有实际困难）。这一点的影响不容低估。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法院的裁决以大法官们9:0的投票一致支持葛洛夫。在涉及宗教自由的问题上，这种比例几乎闻所未闻。但法院就基督徒（以及其他信仰者）遵从良知的宪法权利发出了强有力的宣告。
雇主不再能够决定哪些宗教活动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民权法案）第七章要求雇主合理地照顾雇员的宗教活动，而不仅仅是评估某项或某几项可能的照顾是否合理。”
基督徒从这一法律胜利中可以得到几个重要的教训。
首先，在坚守信仰时，尊重他人并尽力避免冲突是明智之举（参见罗12:18）。葛洛夫并没有为难美国邮政；事实上，他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在所有节假日工作）来使自己的信仰实践得到持守。
第二，我们不应该对我们国家的法治感到绝望。基督徒常常表现得好像美国社会对基督教怀有不可改变的敌意一样。葛洛夫的案件向我们表明，我们国家的法律保护我们践行信仰的自由，全票通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对于热爱和珍惜主日的改革宗基督徒来说，本案向我们表明，这并不是一个模糊或“奇怪”的观点。葛洛夫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他寻求在周日通过敬拜和休息来尊荣他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可2:27），我们应该为此感恩。
今年七月，让我们庆祝我们所拥有的敬拜和事奉主的自由，让我们为最高法院的这一重要决定等祝福感谢主。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Employees Can Honor the Lord's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