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文·平克尔（Steven Pinker）确信人类的境况已经比过去有改善，而且还将继续得到改善。
他的新书《启蒙运动在今天：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以大量的数据来表明这些改善的“灵感是来自启蒙运动的理念，即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他驳斥因受到基督教道德观的全球性侵蚀而认为这个世界“正乘着一辆手推车通向地狱”的观点站不住脚，是“大错特错的，有如声称‘地球是平的’一样”。没错，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好，而它不需要基督教的帮助。
我同意平克尔所说，世界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在改善，而启蒙运动的价值在世界的改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我不同意这些改善是以牺牲基督教为代价的，事实上，基督教正是这些改善的动力。世界正变得更符合基督教价值观，而不是更偏离。正如历史学家多米尼克.额尔窦仁（Dominic Erdozain）所论证的，启蒙之光中“充满了基督教的预设”，而且“其宗教性不输它之前的任何事物——那是一个既有批判和怀疑，又有属灵觉醒的时代”。确实，“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根本不与基督教对立，反而是基督教深邃的价值。
世界真的正在分崩离析吗？进步的理念已经过时了吗？在对人类处境第三个千年的评估中，认知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平克尔呼吁我们从血腥的新闻头条和末日预言中退出来，因为它们会迎合我们的心理偏见。我们应该转而关注数据：平克尔用75幅让人惊愕的图表，向我们显示出，不仅是在西方国家，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生命、健康、财富、安全、平安、知识和幸福感都在上升。照平克尔所看，这些进步是拜启蒙运动之赐，即理性与科学能够提升人类繁荣的信念。
如果你愿意投入这个马拉松式的阅读，你能从平克尔的书中学到很多东西。他的综合分析大体上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他未能承认基督教在进步中的作用，且一惯把宗教（通常不区分宗教）贬低为有害于人类进步的东西，这是令人失望的——即使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也是如此。
平克尔把科学誉为人类进步的引擎，但跟其他无神论者一样，他没有认识到基督教是科学的起源。科学方法最初是由一些基督徒发展出来，因为他们相信一个理性的上帝，他按照理性的法则创造了宇宙，而这些法则能够被承载了上帝形像的人类所认识。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学哲学家汉斯·哈尔沃森的说法，有神论至今仍然是科学最佳的哲学基础。事实上，无神论本身并不是科学的基础。
假设有一种科学与信仰的范式，平克尔做出诸如以下的笼统宣称：
“任何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一个没有被原教旨主义蒙蔽的人的道德世界观，都要求他们清楚地跟宗教对于意义和价值的观念分道扬镳。”（394页）
对于那些成千上万无悔地持守基督教关于意义和价值理念的世界级科学家们来说，这是令人诧异的说法。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院长弗兰西斯·柯林斯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平克尔的逻辑是什么呢？（他认为）宗教对宇宙的科学起源“在事实上根本是错误的”，所以，宗教对其它问题的看法也不可信（394页）。当然，这忽视了对《圣经》创世记记叙的各种解释——不仅是最近几个世纪的解释，而且还追溯到了教会历史的元老时期。
确实，科学与伦理之间的准确关系一直像一个笨拙的幽灵一样纠缠着这本书。平克尔说：“当今在道德和灵性价值上引导一个有知识之人的世界观是科学赋予我们的世界观。” 然后他补充道：“虽然科学事实本身并不决定价值，但是它们肯定可以嵌入其可能性中。”但这是真的吗？正如平克尔在其它地方发现的，如果我们的伦理是从进化论遗留给我们的东西推论出来，那么美德就等同于“在与其它族群竞争中为了有利于自己的族群而做出的牺牲……那样的话，法西斯主义就是最具美德的意识形态了。”
科学能告诉我们事情是怎样的，但不能告诉我们事情应该是怎样。针对我们如何最好地实行我们的价值观，科学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见解, 但科学不能告诉我们是否应该关爱人类的生命，应该关爱哪些人，或者关爱真正意味着什么。这不是要打击科学。要求科学赋予我们伦理就像要求一台血压测量仪治好一颗破碎的心一样。
平克尔竭力提倡把理性应用在伦理上，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但因其世界观里面缺乏人是什么的定义基础，使得把理性应用在伦理上成了一个难以达成的任务。他相信当人们放下宗教成见的时候，他们就能意识到平等的人类价值、宗教自由和性别平等等是普世价值。果真是这样吗？共产主义是扬弃了宗教成见的影响最广泛的一种世界观，其中不乏科学无神论的信念，但它并没有产生自由的民主制度，而是导致压迫的和种族灭绝的政权。在缺乏定义人（在原子和分子以外）是什么的基础前提下，要定义普世伦理就像要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
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样的张力。平克尔赞扬了婴幼儿的死亡率在上个世纪“降低了一百倍”这一事实（57页）。赞美主！但是当我们抛弃了承认所有的人都有巨大的内在价值的基督教根基时，婴儿死亡率降低的好处就变得复杂了。我们就得面对一种世界观的潜在张力，这种世界观一边为婴儿死亡率的降低而欢欣，一边又维护妊娠晚期堕胎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推理变得令人难以理解。
平克尔对进步的试金石是广义上的人类的繁荣。但是他在幸福的问题上是纠结的，有的时候他更倾向于将意义置于幸福本身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关于幸福的数据对他来说有点尴尬。对于积极实践宗教信仰的人群比世俗的人群更快乐、更健康、更长寿的数据，平克尔引用萧伯纳的讽刺之词表示不以为然：“一个宗教信徒比一个怀疑主义者更快乐，并不比一个醉汉比一个清醒的人更快乐更说明问题”（287页），这是颇能显露他的偏向的。确实，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公共健康专家范德威尔（Tyler VanderWeele）总结的，如果平克尔真的是像他向往的那样是跟着数据走的，那他就应该对践行宗教的积极效果有强烈的兴趣。
既然平克尔探索的数据可能对数十亿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也许会想到，像他这样一个致力于真理而非党派之争的人，应该愿意放下派性的成见，而把精力投入到为所有人谋求进步的共同事业上来。但是他却将基督教妖魔化，并且拒绝承认基督教对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贡献。
如果我们除掉《启蒙运动在今天》一书中的派性色彩，这本书还剩下什么？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些数据？基督徒是否必须相信世界“正坐在一辆手推车中走向地狱”，且抵制全球人类繁荣整体进步的叙事？我认为不是这样。就像基督徒不需要惧怕科学或理性一样（二者都是我们的知识传承的核心部分），在涉及人道主义的进步时，基督徒也不必只是发出末日将临的呼喊声。实际上，我们应该是第一批庆祝这些进步，并致力于推动这些进步的人。
平克尔认为是一次反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带来了这些进步，他混淆了一些事实：他为之欢呼的很多内容（比如科学革命）都早于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中有很多都是有深厚的宗教信仰的。正如哲学家罗纳德.奥斯本（Ronald Osborn）的《人文主义与上帝之死：在达尔文、马克思和尼采之后追寻良善》中所阐述的那样，基督教对我们现在视为的普世价值观和准则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应该庆祝这样的进步。
耶稣宣称他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加福音4:18）。他谴责种族主义，提升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坚持爱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把照顾软弱和受压迫的人置于伦理的靶心。尽管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有很多失败之处，耶稣的跟随者们继续建立大学、探索科学、创办医院。两千年后，如果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该为此感到惊讶吗？
译：基甸；校：Ker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