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耶稣的使命，并非仅仅是在文化战争中勇敢无畏；事实上，它远不止于此。
许多人在问：基督徒以超越党派的方式参与文化，这条路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他们说，近年来界线越来越分明，所以基督徒——尤其是牧师——不应再犹豫，应当把基督的事业与政治光谱的右边结盟。我们应该敢于点明前因后果、指名道姓，正式表明自己与共和党的关系，甚至在教会向社区传递的信息中，以此为先导。他们说，人们对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回应表明，这种做法在传福音上行之有效，至少对许多年轻男性是如此。在这种语境下，“无党派”“审慎权衡”“亲和力”这些词，都成了妥协的代名词，甚至暗示着使用这些词的领袖已经被进步主义的目光所俘获。这些妥协常常打着“为了传福音”的旗号，显得冠冕堂皇、义正词严。
有位牧师朋友甚至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起他的政治立场：“会众需要知道他们的牧师站在哪一边。我打定主意，我在壁炉旁闲聊时会说的话，我也敢在讲台上说。藏着掖着，那才叫虚伪。”在他们看来，忠心就是要在政治上表明立场，毫不含糊。
我想（尽量简短地）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判断失误，更是偏离了耶稣托付的使命。
你也许想说：这不就是老调重弹的“第三条路”吗？且慢下结论。那套思路有些地方确实该扬弃，但有些地方仍值得坚守。让我来解释。
让我们先回到耶稣离世前给我们的具体托付。耶稣升天之际，门徒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门徒想知道的是：耶稣何时、以何种方式在地上建立他的政治国度，他们又能为此做些什么。
耶稣回答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6-8 节）
想想看，耶稣当时可以说很多别的话：“你们要……查经”，或者“祷告”，或者“推动公义怜悯”，或者“守护国家秩序”。这些事他当然都盼望门徒去行。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单单选了一个词——“见证”。
《马太福音》所记的大使命也是如此（太 28:18-20）。在那段话中，耶稣只用了一个动词：mathēteúsate，就是“使人作门徒”。其他看似动词的字眼，在希腊原文中都是分词。分词的力量从属于主动词，因此使人作门徒才是耶稣交托给教会的核心任务，我们一切的事工都当围绕这个核心来展开。
传扬福音，在基督徒的使命中居于首位，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先地位。
当然，学习将耶稣的教导落实到社会各个领域，本身就是门徒训练的重要层面。耶稣吩咐我们把他所吩咐的一切都教导门徒。正如荷兰改革宗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的名言所说：“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寸地方基督这位宇宙的主宰不能说：‘这是我的！’"
这意味着我们要教导跟随耶稣的人，让基督教世界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自然也不例外。
不仅如此，社会革新本身就是福音见证的重要组成部分。福音所到之处，必有带来生命的社会变革随之而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指出，现代西方社会所珍视的许多价值观和自由，都源于那些将基督教世界观带入政治领域的基督徒。这些理念在基督徒提出之前，世人几乎闻所未闻。从格伦·斯克里夫纳（Glen Scrivener）到赖特（N. T. Wright）和伯德（Michael Bird），许多研究历史的神学家都强调这一点。赖特和伯德写道：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认同这些崇高的理念：我们应当爱仇敌，强者应当保护弱者，宁可自己受苦也不加害于人。西方人将这些视为不言自明的道德准则。然而，这些价值观对于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维京人、奥斯曼人、蒙古人或阿兹特克人来说，绝非理所当然。
正因为基督徒参与政治，我们今天才得以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事实上，若问什么最有损于我们在社会中的见证，恐怕恰恰是我们未能彻底贯彻这一世界观的时候。举个例子：美南浸信会所在的地区长期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和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严重损害了那里几代人的福音见证。直到今天，主流媒体仍然把敬虔的福音派信仰与种族歧视混为一谈。你或许觉得这有失公允，但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言行不一，恰恰授人以柄。
将耶稣国度的盐和光带入社会的每个角落，既是门训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作见证的关键所在。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在耶稣的事工中，传扬福音常常优先于回应政治议题，即使是重要的议题。让我借用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在讲解《路加福音》12 章时指出，有兄弟二人中的弟弟来求耶稣为他主持公道，这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哥哥仗着自己的地位和现行律法，侵吞了弟弟应得的产业（13 节）。这位弟弟的诉求完全合理，是正当的社会公义申诉！
然而，耶稣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答案。他选择不表态，反而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的判官，或给你们分家产的呢？”（14 节）接着，他讲了一篇关于贪婪的道，警告这两兄弟（以及周围听道的人）不要把钱财当成偶像。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不就这件事表明立场？他不关心公义吗？还是觉得自己没资格回答？
钟马田说，原因绝不是耶稣不在乎公义（恰恰相反！），也不是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回答。假如耶稣在这件事上表态，很可能会有两个后果：第一，以色列所有同意哥哥做法的人，都会因此对他关上心门；第二，第二天他门前大概会排起长队，人人都想让他来裁断自己的公义诉求，这势必使他无暇顾及首要使命——传福音、带门徒。所以他选择不参与这种争论，只专心做他该做的事，转而讲了一篇人人适用的警戒：不要拜偶像。
使徒保罗的做法如出一辙。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社会弊病丛生、政治问题成堆，保罗在书信中虽有零星批评（如提前 1:8-11），但没有一卷书信以罗马的道德改革或政治革新为主题。说实话，我很想读读保罗会怎样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罗马开药方。但他的重心始终是为耶稣作见证、建立教会、培养门徒。
我无意把今天基督徒的责任与一世纪罗马信徒的责任相提并论，毕竟我们有他们没有的机会。正如葛尼斯（Os Guinness）所说，在西方民主社会，不在政治领域为神的律法据理力争，是“公民责任的缺失”，因为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每个美国公民都要为其他美国人和美利坚合众国负责”。良善的政治参与是爱邻舍的重要体现。
我想说的是：纵观新约，耶稣和使徒始终在引导教会的方向。教会的任务不是去建设国家（甚至不是去维护国家），而是去传福音、造就门徒。至少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第一要务。
或许你会觉得我自相矛盾：一边说福音能更新社会的方方面面，一边又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别让教会的使命被公共政策缠住手脚，因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作见证、使人作门徒。这难道不是在打自己的嘴巴吗？
凯波尔提出了一个有助于解决这一困境的区分。他谈到教会作为有机体与教会作为组织的区别：
教会成员作为社会中基督徒有机体的一部分，可以而且应当像盐和光一样，把他们所领受的神的智慧带入社会的每个领域。相比之下，教会领袖作为组织的代表，（一般而言）应当把自己的倡导限定在圣经直接教导的范围内。因为人们往往把体制性教会领袖的话等同于神的话，所以我们这些教会领袖不应该把神的名或教会的权柄绑定在他没有直接说过的事情上——尤其是那些真诚、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可能在良心上持有不同看法的事情。
当然，我说的绝不是在宣讲神话语上有所退缩。无论多么不受欢迎，无论会带来什么政治后果，我们都要在任何处境中宣讲神全备的旨意。施洗约翰因为在希律王的朝廷上公开斥责他那被社会默许的性罪而身首异处，但耶稣可没有说：“唉，约翰太冲动了，白白葬送了自己的影响力！老老实实传福音不好吗！”恰恰相反，耶稣称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知（太 11:11）。效法他的榜样，我们必须向政府最高层宣告，跨性别主义和杀害胎儿是严重的道德悖逆，这一点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然而我要说的是，在神的话语没有直接论及的领域，或者其政治应用只是间接推论的地方，我们需要有所节制。比如，据我所知，神并没有在哪里明确告诉我们：理想的边际税率是多少、一个有怜悯心的国家应该接收多少难民、对枪支管控该持什么态度、医疗是否应该公有化，或者社会保障网到底该包含哪些内容。
对这些问题我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仅认为自己是对的，还认为这些看法源于我的基督教世界观。但这些终究是基督徒智慧的应用。我的判断未必正确，和我一样相信圣经的人也可能得出不同结论。尽管我投票时总是凭良心行事，但在无法从某节经文直接推出某项政策的地方，我不会把神的权柄和教会的名声牵扯进来。
这是因为我胆小吗？还是因为我觉得基督教世界观对这些问题无话可说？都不是。这是因为作见证是我的首要职责，而这一职责决定了我该把什么放在优先位置。
从小到大，人们总是警告我福音之路左边的那条沟：面对社会罪恶时的懦弱沉默。这条沟确实存在，对教会来说是始终挥之不去的试探。但正如苏格兰老话所说：一里路，两里沟。却从没有人警告我右边那条沟：让保守主义凌驾于福音之上。如果左边的沟是不敢向文化发出先知性的声音，那右边的沟就是让次要的东西缠累了我们的信息。
耶稣呼召门徒时就体现了这种平衡。马太列出门徒名单时，称自己为税吏，又给西门贴上奋锐党的标签（太 10:3-4）。这说明他们在当时最紧迫的政治议题上立场对立。一个认为应该与罗马合作，另一个认为与罗马合作是背弃神的约，游击抵抗才是忠心的回应。
最终，耶稣的天国教导会颠覆并更新他们两人的立场，甚至可以说，对西门的冲击比对马太的还大。但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预先达成一致，并非跟随耶稣的先决条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社会影响深远，但耶稣并没有以此为起点。他先把马太和西门召来作门徒，然后用天国的原则来塑造他们。
我需要澄清一下：在这些例子中，我并不是说美国政治左右两派的错误在道德上差不多。我讲道时有时暗示过这一点，那是不对的。我也不是说在某些选举中没有明显更明智的选择。我倒希望美国两大政党之间的分歧仅仅是一些需要审慎判断的问题，比如关税是否明智、边际税率应该定在多少。但遗憾的是，民主党已经把无条件支持杀害胎儿、全盘接纳性别与性方面的悖逆正式写入了党纲。
当我们以先知般的勇气指出这些错误时，有人会说我们听起来在站队。但我们必须指出这些问题，而且常常要点名批评推动这些议程的人和政党。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听起来像站队，随它去吧。
然而我要说的是，正如耶稣所示范的那样，政治参与不该是牧师的先导议题。社会更新是基督徒见证的下游产物，而不是其矛头。此外，有些时候，基督徒见证的责任要高于我们所认为的政治利益。
举个例子：我曾担任美南浸信会主席三年。众所周知，美南浸信会的基督徒绝大多数投票支持共和党。因此，虽然我尽力清楚、并以先知性的方式去批评一切社会罪恶，但因为人们会把我与政治右派联系在一起，继而又把耶稣与我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有责任明确指出政治右派的软弱、道德不一致和败坏之处。
这不是因为我认为政治右派的问题比左派更严重，情况远非如此。这是因为在一切事上，我第一考虑的是人们要正确地认识耶稣。我要确保他们不会把右派的恶行或缺失算在他头上。
因此，当共和党在保护胎儿问题上立场动摇，当特朗普总统公开背弃耶稣的道路，当某些共和党领袖道德虚伪，当有人纵容违法行为或口出有损他人尊严的言辞，我不能因为欣赏共和党在某些议题上的道德清醒，就对这些恶行三缄其口，生怕影响他们连任。我的首要任务不是建设国家，而是忠心地为耶稣作见证。
十诫的第三条，神吩咐子民不可妄称他的名。这意味着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他的名与不配的事沾边。当我们把耶稣的福音与某个政党画等号，就是把他的名声与那个政党捆绑在一起。耶稣的名是世上最宝贵的，人只有藉着他的名才能得救。每一次互动、每一个决定，我最看重的是：这会让我所在社区的人如何看待耶稣。
当然，参与政治时，我们常常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是政治的本色。但两害中较轻的那个仍然是害，耶稣的名必须与这一切撇清关系。否则，就是妄称他的名。
《使徒行传》15 章记载了耶稣的弟弟雅各说的一句话，我真希望能把它贴在西方世界每一位牧师的书桌上：“不可难为那归向神的外邦人。”（徒 15:19）
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在几个文化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以至于无法在一起敬拜，教会领袖们聚在一起商议对策。一些犹太人想把次要的、文化层面的律法应用定为入会的先决条件，而一些外邦人则想无视神某些永恒的律法。许多犹太人离开了外邦人主导的教会，同时，许多外邦人也离开了犹太人为主的教会。
会议的结论是：虽然我们绝不能容忍违背神道德律的行为，但也不应该让次要的信念、个人偏好或智慧的应用成为别人听福音的拦阻。会议甚至要求外邦人不要吃勒死的牲畜的肉（徒 15:29），尽管严格来说他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的自由。因为这样做会在外邦信徒和犹太人之间筑起一道高墙，使他们几乎无法一同敬拜、一同传福音。雅各说，向世界传福音的使命必须放在首位。
因此，早期教会领袖要求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以这样的方式持守自己次要的信念、偏好和基督徒生活的应用：不要让对方群体中未信主的人难以归向神。
我想对美国的教会领袖们说一句：不要让共和党人更难找到神；也不要让民主党人更难找到神。不要让黑人或白人难以亲近福音，也不要让棕色皮肤或亚裔背景的人却步。不要让警察觉得这不是他们能来的地方，也不要让公立学校的教师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我们要宣讲神全部的旨意，但不要把那些并非福音核心的东西，层层叠加在信息之上，去拦阻任何一个正在归向神的人。
让我回到开头那位牧师朋友说的话：“在壁炉旁闲聊时会说的话，我也敢在讲台上说。”
我想，雅各若以《使徒行传》15 章的精神来回应，大概会说：“有很多话你在篝火旁可以说，但不该在讲台上说。”讲台宣告的是“耶和华如此说”，而不是“牧师如此想”。
在全球变暖、医疗公有化、应该接纳多少移民这些问题上，我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但我不会搞错福音的教导。我绝不让自己对社会议题的观点妨碍别人听到我宣讲福音。
在我们的宣教使命中，冲在最前面的不是文化改造，而是福音见证。
几年前，我收到一封信，写信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士，信里附了一张她在我们教会受洗的照片。她受洗那天我不在场，她想亲自告诉我她的故事。
她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时并不是基督徒，也完全不符合人们心中那种“潜在的浸信会基督徒”的刻板印象。她毕业于美国西海岸一所顶尖大学，后来搬到三角区（指北卡由杜克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和北卡州立大学形成的学术区域——译注），在当地一所大学攻读研究生。她曾和朋友来过教会几次，但她告诉我，我们第一次直接互动是在推特上。她的账号叫类似“左派琳达”之类的名字，当时她十分刻薄地回复了我转发的一条支持生命权的帖子。我通常不回应推特上的冷嘲热讽，但那次不知为何回应了。我尽量像耶稣那样带着恩典和真理去回复。与此同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来我们教会。我们来回交锋了几个回合，然后就不了了之，我再也没想起这件事……直到这封信出现在我办公室。
“我就是左派琳达，”她告诉我，“我不喜欢你的反堕胎立场。但我继续来教会，最终被福音的真理折服了。”她已经好几个月连续参加聚会，生命飞速成长。
她说：
我知道你支持生命权，我知道你教导同性恋是罪……但尽管你在这些事上立场清晰，你并没有把顶峰教会变成共和党教会。如果你那样做了，我根本不可能踏进教会的门。正因为你没有，我才听见了福音，并且相信了。
如今，她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她的政治立场。但这一切始于一次与福音的相遇。
政治立场的改变应当是门训的结果，而不该成为人进入信仰的门槛。
我常常反问自己：是否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确实应该把圣经价值观，直接与具体的候选人或政党连在一起？举例来说，如果你生活在 1860 年的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那么所谓的“忠心”，显然不只是口头上说一句“奴隶制是错的”。在那样的处境中，忠心意味着你不能支持任何支持奴隶制的候选人，即便你在其他议题上与他们高度一致。同样地，如果你是一位 1940 年生活在德国的基督徒，仅仅表态“反犹主义是错误的”也远远不够；真正忠于基督，必然意味着你不可能成为纳粹党的成员。
也正因为如此，有人会认为，鉴于当今政治左翼对杀婴行为的全面拥护，以及对性别二元秩序的否认，我们正处在一个类似的历史节点，因此牧者有责任为会众“把话说明白”，帮助他们把这些点连起来。我完全理解这种推理，也深有同感。在某些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清楚说明具体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甚至点名道姓——我自己就曾这样做过，将来也还会。
但与此同时，我也很清楚：一个人在选举中优先看重哪些议题，往往是多层因素交织的结果。这既包括他们对所在社区当下政治需要的判断（这也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这句话的含义），也包括这个社区与某个政党的历史关系、对候选人可信度的评估、对“生存性威胁”的感知，以及其他许多复杂因素。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牧者若是以政治身份为先导，或干脆把福音与某种政治身份画上等号，既不明智，也谈不上忠心。这样做，只会在福音的道路上平白增加一道障碍。说到底，如何在选举中排序各项议题，是属灵成熟的问题，而不该成为人进入门徒之路的门槛
关于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可说的。最近我出版了一本书《日常革命者：如何超越文化战争并改变世界》（Everyday Revolutionary: How to Transcend the Culture War and Transform the World），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但现在，让我回到开头的话：一个人完全可能在每一个公共议题上都说得正确、忠于圣经教导，却在耶稣的使命上失了忠心。
所以你看，耶稣的使命不仅仅是宣告真理，更是与罪人和好。耶稣把大量精力花在与罪人交朋友、把他们带回神面前，而不是忙于建立文化阵地。这也意味着，他会刻意退出一些重要却非核心的讨论，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唯一不可替代的事情上——借着福音，使罪人与神和好。在日常的服事中，他关心的不是拯救一个国家，而是拯救一个个具体的人。
如果我们真是他的跟随者，这一点也该体现在我们身上。耶稣曾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因为那一点点酵，足以坏了整团面（太 16:6）。他也提醒人，要提防那些人：他们喜欢长篇大论地展示自己的义，却缺乏福音的果子（太 23）。
同样，我们也要警惕这样的人：他们在公开场合慷慨陈词，在 X 上发长串帖子，在 Substack 上连篇累牍，却说不出一个自己曾主动跨越政治阵营、去结交、去爱、去用基督之爱服事的具体对象。要提防那些在公共广场上大声定罪，却在把各式各样“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路 14:21）的人带到神丰盛筵席前这件事上，既缺乏热情，也缺乏果效的人。
他们很可能正把我们领进那条不忠心的沟里，而那恰恰是他们声称要帮我们避开的。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Faithfulness amid the Culture W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