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的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已经为他的第八个职业做好了准备。
在做过看门人、电焊工、设备设计师、圣经教师、民权活动家、社区开发者和作家之后，帕金斯想“将我的余生献给合乎圣经的和解运动”。
这是一位非常理想的人选。
帕金斯在南方种植园的一个佃农家庭长大，从小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在他七个月大时死于营养不良。他记得自己在经历一个白人男孩的BB枪给他带来刺痛（以及知道自己无法反击的挫败感）后绕到主屋的后门，看到的却是一位黑人老人走下人行道，让白人女孩先通过。
事情并没有好转。帕金斯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资源不足的黑人社区工作，被白人的隔离和压迫所压制。他的哥哥刚从二战中服役回来，就被一名白人警察杀害。帕金斯本人也在1970年被持种族主义观念的白人警察关进监狱并遭受酷刑。
但是，在接下来的50年里，帕金斯一直在进行反击，他领导了示威活动，并代表黑人在同工同酬、雇用歧视、囚犯待遇不佳和投票权等问题上提起诉讼，他还倡导宽恕与和解。
牧师CJ·罗兹（CJ Rhodes）说：“我对帕金斯博士的钦佩之处在于，他不会对不义之事忍气吞声，但他也对那些不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为基础的‘正义’提出批评。他能够把深刻的正义批判与圣经世界观结合起来。”
这使得他的信息对白人和黑人教会领袖来说都非常强而有力。
帕金斯在《一个血脉：就种族问题给教会的临别赠言》（One Blood: Parting Words to the Church on Race，这本书是珀金斯的“最后宣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只有教会，通过圣灵的力量，才能治愈的问题。它需要只有我们的救主才能提供的爱之质量。”
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TGC理事会成员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说，“约翰一书第3章所定义的爱就是珀金斯的精神。这是一种对上帝和彼此的爱，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或情感上的，而是一种积极的、在发挥作用的、促成和解的爱。”
珀金斯告诉福音联盟说：“我小时候在密西西比的家人都是走私犯和赌徒，我们不是那种‘宗教人士’。我不相信上帝。我认为教会只是世界上的人类团体之一。”
事实上，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黑人在浸信会，浸信会不是白人去的地方吗？”他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查尔斯·马什。“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对教会的认识是……它跟我毫无关系。”
当他的哥哥克莱德二战结束后安全回家时，他对白人的反感更加强烈，因为镇上的法警开枪打死了他的哥哥。他的罪行是什么？阻止法警的棍棒第二次打他。导致被打的行为是什么？说话太大声。
帕金斯几乎出离愤怒，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的家人把他送到了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的儿子斯宾塞开始参加当地教会的圣经课程。最后，帕金斯也跟着去了。
“在那次主日学课堂上，我终于见到了耶稣，”珀金斯在《一个血脉》中写道。“几乎是在一瞬间，上帝开始在我的心中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祂开始挑战我的偏见和对他人的仇恨。我已经学会了恨密西西比的白人。……如果我没有遇到耶稣，我就会带着那沉重的仇恨负担死在坟墓里。但他开始一层一层地剥去这些仇恨。”
他回到了密西西比州，认为“福音可以烧穿那些种族障碍，”他告诉马什。“然后我就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1962年，他创立了“加略山之声”（Voice of Calvary），这是一个遮盖事工，他在这个事工下建立了一个日托中心、一个成人教育中心、一个旧货商店、一个保健中心等等。
同年，在因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被密西西比大学录取而发生的骚乱中，两人被杀，数百人受伤。第二年，三名黑人学生坐在杰克逊的伍尔沃斯百货公司的“仅限白人”柜台前，引发了一场骚乱。一年后，三名“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的工人被杀，他们的尸体被三K党藏了起来，这都是当时的著名事件。
1970年初，帕金斯前往密西西比州布兰登的兰金县监狱（Rankin County Jail），为他逮捕的一些民权示威者交保。他还没来得及进入大楼，公路巡警就用他们的拳头迎了上来。
帕金斯熬过了那一夜，但五个月后，压力促使他心脏病发作，然后是溃疡。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医院里休养。
“我有很多时间来思考，”他这样告诉告诉葛培理中心的采访者保罗·埃里克森（Paul Ericksen）。
他在1976年出版的自传《愿公义如江河滔滔》（Let Justice Roll Down）中写道：“我怀着真正的悲伤想到了我全心相信的福音，我相信那个福音的力量足以粉碎（我的家乡）门登霍尔的仇恨。但我没有看到它。在教会里也找不到它。”
不过，在思考了一段时间后，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帕金斯的医生是个白人，他的律师之一也是白人。白人用他们的钱和时间支持“加略山之声”，有两个白人甚至和他一起被逮捕并被殴打。
“神使用了那家医院的黑人和白人护士、医生来清洗我的伤口，”他在《一个血脉》中写道。“对我来说，他们象征着曾经殴打我的人。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治愈了我破碎的身体。它也治愈了我的心。……哦，如果我们能互相清洗教会中种族主义带来的邪恶伤口，那将是多么美好！”
神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罗恩·塞德（Ron Sider）说：“约翰以那种饶恕和愿意与白人福音派人士打交道的方式成为榜样，他做的很棒。”他1973年初就认识珀金斯，当时两人都参加了共同写下《芝加哥福音派社会关注宣言》（Chicago Declaration of Evangelical Social Concern）的活动。“他在帮助白人福音派在种族主义问题上取得一点进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西雅图太平洋大学于2004年开设了约翰·帕金斯中心，旨在研究和解决结构性差异问题。2013年，加尔文大学设立了约翰·M. 帕金斯领导力研究员这一职位，帮助学生解决贫困、不公正和种族主义问题。2009年，Switchfoot乐队写了一首关于他爱被压迫者也爱压迫者的歌曲。
二十年后，美南浸信会终于为种族主义向美国黑人道歉，摈弃了邦联国旗，并谴责了右翼人士的白人至上主义。美洲长老会（PCA）则通过投票，对其禁止黑人入会、为白人至上主义者辩护以及教导圣经认可种族隔离的历史表示认罪悔改。
珀金斯喜欢这些宗派的道歉（“我喜欢他们这样做，如果他们再来一次我就更开心了。”），但这些决议并不意味着这些宗派里现在已经没有种族主义了。
“这是一种地方性的治疗与和解时刻，我们在那一刻感觉很好——这是一种宣泄，我们哭泣，我们互相拥抱，我们一起去打高尔夫球，”罗兹说（他认为自己在教会中的和解工作“只有在像帕金斯博士这样的人做了更大范围之事后才有意义。我是这方面的继承者”）。
他说，但这种和解本身可能是肤浅的。它可能导致“温和的渐进主义观点”。换句话说，白人牧师只是对种族不公正现象说：“嘿，这的确是个问题，让它自己解决吧。”
摩尔说，这是白人牧师几十年来一直在说的事情。
“很多时候，白人认为仅靠时间就能根除这些问题，”他说。“这样，人们就可以说，‘现在是2018年，不是1968年’。但时间不能解决问题……在许多方面，我们正面临着教会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一些完全相同的问题，并且有一些完全相同形式的争论。”
他说，其中之一是“让我们只关注福音”，而把种族和解排除在外。“这正是白人福音派在伯明翰所说的，促使（马丁·路德·金）写下了《伯明翰监狱来信》。”
一个最近的挣扎是单向融合，即聪明的年轻黑人领袖被聘到寻求建立多元文化的教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罗兹说，对于黑人教会来说，这有时会让人觉得是一种抢夺人才。
罗兹说，更好的选择可能是在黑人社区当中安排一名黑人牧师，或向挣扎中的黑人教会投入资源。
无论怎么做——黑人来到白人教会，或白人来到黑人教会，或黑人和白人一起建立新的教会——伯金斯的梦想都是让他们走到一起。
“我现在才清楚地看到，黑人教会无法单独解决这个问题，”珀金斯在《一个血脉》中写道。“白人教会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必须是和解的教会，黑人和白人基督徒一起向世界彰显基督。”
也许实现种族融合的最简单途径是通过年轻一代。一般来说，千禧一代被发现比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更能接受种族和解，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美国目前最多元的一代。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超过40%的人认为自己为非白人。
帕金斯的“属灵孙子”文森特·乔普林（Vincent Joplin）说：“千禧一代并不希望通过参加一个会议来实现种族和解。”他在孟菲斯工作，既是白人为主的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也是黑人为主的社区教会建立者。
他说，年轻一代已经“分享同样的音乐、同样的衣服、同样的想法”。他们不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种族和谐的教导——他们正在相互约会，听同样的音乐，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同样的东西。
但是，虽然他们彼此之间有了更好的联系，但他们与教会的联系却较少，乔普林说。而没有这种联系，他们的种族和解就会停留在浅层。
他说：“我们对他们的工作是教导他们不只是共同生活，而是要有基督的爱。让我们越过仅仅一起工作、一起聚会、一起参加运动队的局面，让我们一起对付罪。让我们一起在信心上成长。”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约翰·帕金斯的饶恕信息与以往一样至关重要。
摩尔说，帕金斯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看到了仇恨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他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也没有被它吓倒。他更不会让它给自己带来痛苦。”
“每当我沮丧地提出我们必须处理的、持续的种族主义问题时，约翰·帕金斯的反应几乎总是：‘是的，不过……’然后他又回到了福音的力量。”
这是一个引领帕金斯的福音，在为民权、平等教育和获得医疗保健工作了近90年后，他把最后几年的时间花在了合乎圣经的和解运动上。
“《圣经》说，上帝从‘一本’造出所有人，”珀金斯在《一个血脉》中写道。“这告诉我，神打算让人类成为一个在属灵上有联系的民族，尽管他们的外表有差异。”
所以这就是他的目标，他谨慎地选择演讲的地方和授课的课程。其中之一是福音联盟与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联合举办的MLK50大会——这活动主要是受帕金斯的生活所启发。
“我试图带着对上帝和我周围的人的某种责任感来完成，”帕金斯告诉福音联盟，“我试图走一条好基督徒的生活道路，一种忏悔的生活道路。”
“几乎每次我向人们谈论约翰·帕金斯时，我都会说，‘如果我在80多岁时有他十分之一的精力，我会很高兴，’”摩尔说。“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如果我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候有他十分之一的敬虔，我就会为此感谢上帝。”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Final Call of John Perk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