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什么都很顺利。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在经历了60年代末充斥全国的暗杀、抗议、性和毒品之后，带来了全美的属灵复兴。
1976年10月，《今日基督教》报道说：“福音派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北美宗教界的老大。”盖洛普调查集团和《新闻周刊》都把这一年称为“福音派之年”（"The Year of the Evangelical"）。人们对这个词是如此陌生，以至于大卫·威尔斯和约翰·伍德布里奇还共同编写了一本名为《福音派：他们相信什么、他们是谁和他们有什么改变？》（The Evangelicals: What They Believe, Who They Are, Where They Are Changing）的书。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1981年初，在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和全国宗教媒体网络（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又一位讲员把80年代称为‘福音派的十年’，这是保守派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对那些关注回归传统道德的人而言。”
但在接下去的十年里，福音派内部的区别开始产生和分化。巨型教会的数量猛增，每个教会都有名望比生命还大的领袖。金·贝克和塔米·贝克（Jim and Tammy Faye Bakker）夫妻俩和吉米·斯瓦格特（Jimmy Swaggart）之类的电视布道家开始走红，又很快因为丑闻而黯然退场。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帮助罗纳德·里根当选，然后又不得不解散。
1990年，“我接到了乐马可（Mark Noll）的电话，”时任戈登-康威尔神学院教授的威尔斯说。乐马可告诉他，皮尤研究中心正暗示要给乐马可（当时是惠顿学院的历史和神学教授）、威尔斯和加尔文神学院教授科尼利厄斯·普兰丁格一笔研究资金，让他们写写福音派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大笑，”威尔斯说。这种研究经费不容易落地，他也不知道皮尤为什么会给他钱做这事。
威尔斯飞快地用几句话答复了乐马可。他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话题，甚至没有做过很多思考。但从他在学生身上看到的情况来看，他的想法——现代教会正在丢弃福音的中心地位——似乎是对的。
皮尤研究中心的确后来给了这笔研究经费，这是个很好的投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乐马可写了《福音派心智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普兰汀格写下了《本不该如此》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A Breviary of Sin），而威尔斯则完成了《真理无处容身：福音派神学出了什么问题？》（ No Place for Truth: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真理无处容身》的市场反应很好，一些有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都接受了这本书，他们认为威尔斯是对的。他们的反应是开始了一个会议，然后发表了《剑桥宣言》（Cambridge Declaration），接着成立了“认信福音派联盟”，以促进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带领。
“在我的圈子里，（威尔斯）已经非常有名，人人都在说他的著作。”基督圣约教会主任牧师凯文·德扬这样告诉福音联盟，“无论你知不知道，‘共同致力福音’（T4G）和‘福音联盟’（TGC）受到了他作品的影响。福音派教会，尤其是改革宗传统的教会，都把他的话铭记在心。我们要重新找回神在教会和神学中的分量。”
威尔斯并不是在福音派社区里长大的，甚至都不是在美国社区里长大的，他出生在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
他的父母并不是宣教士，事实上，他们还反对威尔斯信主。当他在葛培理为期一周的布道会中担任志愿者时，他的妈妈一直把他锁在屋外不让他进家门。
他之所以出生在非洲是因为很多很多年前，住在威尔斯的苏格兰外婆与丈夫离婚，独自坐船前往南非，坐着牛车来到了罗得西亚。“她是一个强悍的人，”威尔斯说。（多年以后，学生们也用这个词描述他）。
外婆嫁给了一个罗得西亚人，并生下了一个智力超群的女儿，但却禁止女儿上大学。于是，威尔斯的母亲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不知怎么就遇到了威尔斯的父亲，他的家很偏僻，门口的路只有土路。他的胆子也很大，16岁时就谎报年龄加入了英国骑兵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成功仗剑冲锋，然后成为罗得西亚的地区专员和法官。
威尔斯家中从小就没有电，也没有室内厕所。但他有母亲的头脑、父亲的胆识，以及寄宿学校的教育。在南非开普敦大学读书时，他曾沉迷于激进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我的孩子们一直不相信我说的话，但这绝对是真的。”他说。
有一天，他看到一些海报，这些广告呼吁大家去听一个英国基督教演说家的讲座。一对基督徒朋友邀请他去，他也去了，但他没有留下来听完。
“讲员是约翰·斯托得，”威尔斯回忆说。“我确实在他讲的时候就溜了，我觉得他讲的太激进了。”
但两周后，当他和其他建筑系学生在山上画画时，他听到教授谈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斯托得所说的这一切都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他后来这样告诉国会山浸信会的牧师狄马可。
威尔斯对耶稣的热忱超过了对马克思的热忱，他立刻想去做牧师。他的朋友们告诫他要放慢脚步，于是他完成了建筑学学位，知道在津巴布韦没有就业机会，便前往英国。他在1962年抵达英国时，没有工作，没有住处，也没有父母的支持。
“我在伦敦游逛，最后我来到了约翰·斯托得的教堂，我敲了敲门。”威尔斯说，“他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住在哪里？’我说：‘好吧，我其实没有地方住，’他说：‘来和我一起住吧。’”
威尔斯于是住在斯托得的教堂里，一边当建筑师，一边思考如何成为牧师。他每天都在听着他的室友们——六到八位诸灵堂的单身牧师——讨论教会问题，周末则在诸灵堂听斯托得讲课，还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听钟马田讲课。
有一次，威尔斯的一位舍友提醒他如果读神学的话有可能获得奖学金，而威尔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获得奖学金。“我是个移民，在英国国内呆的时间又不长，”他说，“但我确实后来申请了一个神学院，当我拿到一个包括生活费和学费在内的奖学金时，我傻眼了。”
威尔斯于是在六年内完成了三个学位：伦敦大学的神学学士（BD），三一福音神学院（TEDS）的神学硕士（ThM），以及曼彻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他还在耶鲁大学做了一些博士后研究。
他的浪漫生活也同样进行的很紧张。当他和薛华（Francis Schaeffer）一起在避难所团契（L'Abri）服事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名叫简（Jane）的女孩，并有了 “相当迅速的浪漫”——他们在10天内订了婚。（“那段时间很特别，”他笑着解释道。“接下来的一周，简要去希腊，然后回美国，我则要回伦敦。我们必须相当快地确定我们的关系。”）
一直以来，他都在听斯托得和钟马田的讲道，和朋友兼同学葛尼斯激烈辩论，并且观察舍友们如何在生活中实践神学。1969年，他和简移居美国，在三一福音神学院教神学，1979年他接受了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邀请前往该校任教直至退休。
威尔斯以前的学生们用 “很乐意听他讲”、“给教会的恩赐”、“如果你需要一个人搂着你，就不要找他”这样的话来形容他。
“他以作风强悍闻名，但他又是个好老师，他这两个特质都具备。”德扬说，他在大学里读了威尔斯的著作后去了戈登-康威尔神学院。“我尽可能多地修他的课。”
“他是我听过的最棒的教授，”狄马可说。“他的讲课超级棒——精准，而且出色。他非常擅长给出参考书目，鼓励学生们去了解别人在写什么。我是他的忠实粉丝。”
到1990年，威尔斯看到的福音派团体堕落让他感到担忧。
“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在广泛的福音派世界中有一个非正式的教义共识，”他告诉福音联盟，“这个共识虽然没有涵盖每一个神学主题，但它确实涵盖了重要的主题。当我回顾历史时，这一切似乎相当清楚，二战后不久，福音派这个伟大的信仰联盟始于美国的葛培理、哈罗德·奥肯加（Harold John Ockenga）和卡尔·亨利（Carl Henry），在英国则始于斯托得和钟马田，如果可以的话我还可以算上薛华。”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但我不认为这种变化纯粹是因为这些人的个性问题，”他说。“背后发生的是他们所代表的世界——一种更有教义结构的世界——正在瓦解。”
威尔斯能看到人们的注意力时间在缩短（《娱乐至死》一书出版于1985年），教育在退步（作为回应，古典学校在80年代初开始重新兴起），道德在消退。
因此，当乐马可要求威尔斯给皮尤研究中心寄一些文字好申请资金时，威尔斯写下了几句话，说文化如何包围和扭曲教会，现代社会如何使教会的思想和对神学真理的胃口变得迟钝。
六周后，皮尤批准了研究资金的拨款提案。它很慷慨，允许三人在两年内全职进行研究和写作。
“大约有20分钟，我只是在为此欢呼雀跃，”威尔斯说。“然后我想，哦，不，我做了什么？我没有资格写这个。我真的没有。”
威尔斯把自己关在戈登学院图书馆一间小小的、没有窗户的自习室里。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阅读，从葛尼斯关于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600页论文开始，然后几乎读完了伯格的所有作品。 他还读了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的著作，也读了关于美国历史和对广告现象的研究。几个月后，他仍然不知道该写什么。
“我仍然没有得到足够清晰的画面，”他说。“我会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得到帮助，但我无法看到整个画面。”他试图在著作中解释基督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随着人口从农场转移到城市，资本主义和技术加快了日常生活的节奏，每个人不同的世界观，在狭小的空间里擦肩而过，产生了更多的相对主义。
“催生了我们现在这种社会的是现代化。”威尔斯说，“由此产生的公共环境就是现代性（modernity）。但这些词——现代化和现代性——对很多人来说都很抽象，我怎样才能用一种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我的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
他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温罕（Wenham）的小镇找到了答案。戈登学院放假之后，这个小镇人口只有4875人。威尔斯在《真理无处容身》的开篇解释了清教徒是如何在1635年的一次布道会后在温罕定居下来，并分几个阶段进入了现代化：电报让位于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农田让位于郊区大宅子，马匹被火车、汽车和飞机取代。
在这些阶段中的某个时期，温罕和其他其他美国小镇一起跨过了一条鸿沟，威尔斯在《真理无处容身》中写道。“仿佛制造更好的汽车、更好的飞机、更好的药品和更好理论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制造更好自我的能力——不仅超越我们自己的死亡，这将是一个不小的壮举，而超越我们自己的败坏，这将是一个更大的壮举。”
“所以很多人不再相信共通的人性，他们不再相信所有的人类有什么共同之处，”他告诉福音联盟。相反，“他们相信自我——每个人最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这对他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不同于其他任何‘自我’。这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极端相对主义的根源：人们不仅有自己的‘价值观’，还有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现在，人们不再为冒犯圣洁的上帝而感到罪责（不再在乎垂直方向上的关系），而是对别人如何看待他们的不良冲动或行为感到羞耻或尴尬（只在乎横向关系）。
“结果是，与其说今天人们在寻求宽恕，不如说是在寻求医治，我指的是更好的内在自我意识和更好的自我体验，”威尔斯说。“这给人带来更多伤口，也让很多人走向灭亡。”
美国人开始寻求药物、自助书籍和治疗师来处理这种羞耻感，而同样在公立学校上学、看同样电视节目的基督徒，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文化变迁。
基督徒没有用圣经指导自己的生活，而是开始寻找和使用圣经经文来支持自己的情绪、思想和经历。牧师们把焦点从研究和解释圣经转向了帮助人们驾驭他们的生活。教会放弃了教导艰难的教义，转而实践对福音朋友需求敏感的营销术。新兴教会则解构了敬拜、传福音以及教牧事工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神学院将课程从系统神学或希伯来文解经转移到“灵命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或神学与艺术之类的课目上。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莫勒（Al Mohler）指出，基督教书店过去放满的是各种神学书籍，但渐渐地，很多不严肃的书开始出现在书架上，最后，神学书只留在了海报上。
“当你进入教牧事工时，那些关于福音如何对社区和文化产生影响力的见解非常重要，”克里斯·卡斯特多（Chris Castaldo）牧师说，他在《真理无处容身》一书问世后不久开始了在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的学习，毕业后前往戈登-康威尔神学院跟随威尔斯学习。“威尔斯是以一种深思熟虑和清晰的方式提出和思考这个问题的声音之一。他不怕把事情说出来，他不怕说‘这不对’。”
威尔斯在《真理无处容身》中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为现状提供解决方案，这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批评。但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完成整个系列（《真理无处容身》后来扩展成一个系列），也因为他认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回到福音中去，过一个被恩典和基督的牺牲驱动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威尔斯估计《真理无处容身》大概卖出了7万册，包括印尼语、韩文和中文的译本（本书没有中文译本，作者记错了——译注）。1994年，《真理无处容身》被《今日基督教》杂志评为神学和圣经研究类评论家奖第一名，《世界》杂志称它为本世纪一百本最佳图书之一。
“它在保守的福音派中非常受欢迎，”狄马可说。这本书给长老会牧师博爱思（James Montgomery Boice）带来了极大的共鸣，他开始给他的朋友们打电话。
博爱思“把我们这些人都叫到了费城，讨论形成一个联盟的可能性，”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迈克尔·霍顿于1996年写道。“虽然我们中许多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类工作，但（威尔斯的书）一出现，就帮助我们围绕一个共同的关注点组织起来。”
博爱思最后与100多位事工领袖，包括欧文·路茨尔（Erwin Lutzer）、辛克莱·弗格森（Sinclair Ferguson）、肯特·休斯（Kent Hughes）和当时才24岁的本·萨斯（Ben Sasse，现任参议员）于1996年聚集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Cambridge, Massachusetts），写了一份声明，肯定了宗教改革的五个“唯独”，重申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明显差异，并指出了五旬节（灵恩派）神学的缺陷。
“看到盖洛普和巴纳等调查统计机构提供的数字，我们简直吓坏了，”博爱思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写道。“我们不能相信，有那么多基督徒对神学基础如此无知。这是我们的神学缺乏明确定义和框架的结果，我们发现福音派基督徒采纳了世界上所有的做事方式。”
因此，这群事工领袖们成立了认信福音派联盟（ACE），该联盟将其博客命名为“真理之地”（Place for Truth）。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了博爱思、威尔斯、巴刻、庄玫丽（Mrs. Rosemary Jensen），阿利斯泰·贝格（Alistair Begg）、罗伯特·葛福雷（Robert Godfrey）、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阿尔伯特·莫勒（Al Mohler）和史普罗（R. C. Sproul）。认信福音派联盟推出了一本在线杂志，主办了多个会议，并支持了“共同致力福音”（T4G）事工的启动。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成员（例如里根·邓肯和狄马可）后来都加入了福音联盟的理事会。
“大卫是这些YRR领袖（年轻、不知疲倦的改革宗人士——译注）中不少人生命中的关键影响者和关键人物，”威尔斯的学生、俄勒冈州牧师迈克尔·劳伦斯（Michael Lawrence）说。无论是美洲长老会（PCA）还是美南浸信会（SBC）的牧师们都称赞他是一位发出这样呐喊的先知：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作为真理的首要地位，依靠神的灵——而不是我们的技术——来建立祂的教会。
威尔斯不像博爱思那样善于组织，但他也没有停止工作。
“我一直在努力，因为我是除了葛尼斯之外，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在这领域发出呼声的人，”威尔斯说。（《今日基督教》杂志称他为“旷野呼声”）“在我看来，这很重要，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兴趣，更是我们所处社会环境下合乎圣经的信仰应当有的未来。”
“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是现代化，而且不仅仅在美国。从韩国到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读者都告诉他，他们对他的警告产生了共鸣。
于是，威尔斯在1994年写下了《孤独的神: 后现代的福音派信仰危机》（God in the Wasteland: Reality of Truth in a World of Fading Dreams，中译本由天道书楼出版）继续这个系列。这本书解释了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的经历 如何影响我们对上帝的思考。答案是：我们失去了对超越性奇迹的盼望，并很难想象与我们眼见所不同的任何其他东西。
他在1998年出版了《失去美德：为什么教会必须恢复其道德愿景》（Losing Our Virtue: Why the Church Must Recover Its Moral Vision，此书无中译），解释了为什么给自己做诊断和接受疗伤并不能解决我们的罪和堕落问题。
然后他写了《超乎尘世的大能：后现代世界的基督》（Above All Earthly Pow'rs: Christ in a Postmodern World，此书无中译），它指出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是针对后现代世界无意义和空虚的唯一答案。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回应读者们，那些读者很感激他指出了福音派的问题，但又想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书等于是为后现代读者指出了系统神学的重要性，涵盖了圣经、神论、人论和基督论的教义。随后，威尔斯在《勇守真道》（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 Truth-Lovers, Marketers, and Emergent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中译由台北改革宗出版社出版）中总结了一切。
“我深受鼓舞，我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声音，”威尔斯在2008年告诉时任《今日基督教》编辑的科林·汉森。汉森将在那一年出版《年轻、躁动、归正》（Young, Restless and Reformed）这本书。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20、30、40岁的人，他们受够了市场营销式的信仰。……他们想要的信仰是有大能的、真实的、坚韧的，能够抵挡现代化文化的挑战，并且与这个世界提出的巨大问题相称。他们往往是在重新理解改革宗那种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真理无处容身》已经出版27年了，我们还不好说这本书能否会成为传世经典。威尔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所针对的文化——搔首弄姿的电视布道家、穿着夏威夷T恤衫的对福音朋友需求敏感的牧师，以及服饰夸张的新兴教会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写一本书解决当时的问题带来的问题是，问题发生了变化，书也会变得不再切合实际了。”狄马可这样告诉福音联盟，但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这样。“加尔文写书是要解决当时的问题，而且现在仍然很有帮助、很清楚，我认为大卫的书也是这样。”
1993年，迈克尔·劳伦斯在戈登-康威尔的一些同学认为威尔斯很暴躁，把他们认为是良性或中性的文化批判的过头了。“但我认为威尔斯没有错。”劳伦斯说。“文化不是中性的。我们无法逃避文化，我们确实要更批判性地思考文化。”
最近，德扬把《勇守真道》作为阅读作业分配给他在改革神学院教的学生，得到的反应大同小异：“班上有些人认为，这家伙什么都不喜欢。一半的人认为，‘这些文化的确对我有影响’，‘这本书真的很有见地’，或者‘讲的太有道理了’。”
威尔斯写的“太棒了，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生活中走出来一点，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劳伦斯说。“他帮助我们意识到，哦，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们对我的福音布道完全没有印象的原因。……这就是他解释文化的能力，听起来很对。”
劳伦斯现在仍然在读威尔斯的书。他正在努力重读整套书，并要求他所有的教牧实习生都阅读《真理无处容身》。8月，他和教会里的一群人一起通读了出版于1987年的《转向神》（Turning to God，本书无中译）。2012年，“共同致力福音”送出了数千本《转向神》，几年后，他们又送出了数千本《勇守真道》。
“我们需要的信息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事工面对的基本现实都没有改变，”德扬这样告诉福音联盟。“我们很容易以为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如果一切都真的改变了，那么我们需要做的一切都得改变。”
他说，威尔斯给我们提供了解药。“上帝还是一样的，他的话语还是一样的。我们从以前的时代可以获得智慧——不是要借用某个特定的年代或特定的世纪用过的方法，而是要认识到人性、罪的问题、解决方法，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试图走捷径做事工，提供看似与我们的文化相关的东西，这对他们或我们都没有好处，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对神和他的圣洁以及他的话语有更大的信心。”
他记得有一位同学问威尔斯：“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来把事工都做对呢？”
“他用他那英式的、令人生畏的那种方式说，这问题正是问题的一部分，”德扬回忆说。“我们想要一个这样的答案，一个能够为我们提供12个简单步骤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没有这样的答案。答案是传扬基督，培育看起来像教会的教会，以及把神当作神来认识祂。”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a Former Radical Sparked the New Calvinist Mov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