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论属灵话题时，有个短语会经常冒出来——“对我来说”。只要讨论涉及真假对错，这个短语就会立刻出现：“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位神，信神让我心里踏实”；或是“根据我的经历，对我来说，耶稣是通往神的最佳道路”。这个短语把一切陈述都变成了个人化、相对化的表达。
从个人感受出发，用相对的标准看待问题，未必不可取。如果有人问你该穿什么衣服，或该采取什么商业策略时，“对我来说”表明我在分享主观看法。有些情况下，这样说没错。无论我的意见别人接受与否，都无关紧要。
但当话题转向神的存在、基督的宣告或福音的真理时，“对我来说”就成问题了。在关乎真伪、正统与异端、罪与公义的领域，我们不是在陈述个人感受，而是在揭示关于世界的客观事实。在不恰当的场合用这个短语，会淡化真理的绝对性，把真理降格为个人信念。
如今人们崇尚“说出”或“活出”自己的真理，这不足为奇。当有人说“我要说出我的真理”时，他的意思是，我要坦诚分享我的经历。这本身是好事。但在信仰议题上，如果我们总是用“我的”“你的”这类词加在“真理”之前，却从不宣告真理的绝对性，就是在逃避传扬福音的使命，而这福音是客观存在、人人皆可领受的真理。“对我来说”，暗示着我们的观点只是众多可选项之一。
这种现象挑战了西方基督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如今，当我们谈论耶稣或分享福音时，多数人会以为我们在讨论一种个人的、个性化的信仰，就像是在邀请他们接受某种兴趣爱好。他们以为我只是在说“我个人”的真理，或分享“适合我”的宗教。
然而，真正的传福音不止于此。它带来的好消息，绝非个人喜好或内心慰藉那么简单；这信息直指人心，要求每个人作出选择：信还是不信？正是这种直面人心的特质，构成了当今传福音的最大挑战。
要理解当今局面的成因，我们需要回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将人类理性视为文明的巅峰，认为科技发展能加速推动社会进步。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有段话经常得到引用：
启蒙是人之超脱于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无他人的指导即无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种无能的状态......勇于求知！（Sapere aude）“鼓起勇气去使用你自己的知性”这便是启蒙的格言。
康德认为，人类的核心问题在于“依赖性无知”，即缺乏独立运用理性的能力。所以，他开出的药方是独立思考：“鼓起勇气去使用你自己的知性”。依赖他人是怯懦，独立思考才是勇敢。
单凭一篇文章，讲不完启蒙运动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场追求知识的运动带来了许多益处，但启蒙运动的影响利弊共存。以下启蒙思想的三个特征，不仅深刻改变了社会形态，也间接影响了我们践行使命的方式：
第一，人类理性取代了神的启示，成为普世道德的根基。
启蒙思想家们试图建立一套不依赖超自然存在的道德体系。他们追问：能否单凭理性（而非神的启示）构建道德社会？这种理性道德能否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基础？
1948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产物。这份宣言将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作为人权基础，细读其序言和具体条款，你会发现它倡导的道德准则适用于所有文明，却只字不提神或某种更高的力量。这正是启蒙思想的完美体现：基于人类自主理性（独立于神的理性），而非神圣启示，来追求普世道德标准。既然凭自己就能获得成功、道德、幸福、满足、美德（以及其他任何追求），那还需要神做什么？
第二，宗教被视为知识进步的绊脚石。
当人试图抛开神的启示来建立道德与知识体系时，传统宗教信仰自然就成了眼中钉。启蒙思想家们或许还欣赏基督教的某些道德训诲，但必须破除社会对宗教的依赖。在他们笔下，宗教成了蛊惑人心的迷信与虚妄的神话。启蒙运动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这样写道：
宗教传说唯有在被彻底祛魅后，才可能让人心平气和地研究它......在这场征战中，启蒙运动必须将宗教视为迷信与谬误，才能确立自身的存在意义。
如今在世俗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正行进在通往更高人类认知水平的道路上，人类要攀登知识高峰，就必须抛弃古老宗教和一切超自然启示。
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衰败了启蒙就进步，或者启蒙衰败了宗教就会进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世俗化的到来并非因为宗教信仰一直在衰退，而是因为信仰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真正的变化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不信视为合理选择。
当信仰失去公理地位，理性和科学便以（所谓的）客观仲裁者身份涌入各个领域，导致事实与价值被割裂：价值是主观的，道德是人造的；而科学是客观的，事实不容争辩。
于是基督教被削减为了一种个人信仰，成为特定群体的小众文化。虽然基督徒们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得虔诚热忱，但信仰早已失去了对人类其他生活领域的话语权。宗教被压缩成私密的个人事务，它或许亲密而重要，却再难走进公共广场。这种信仰的“真”，充其量只是“让我找到人生意义”的主观体验（“对我而言是真的”），而绝非关于客观世界的普遍真理。
第三，实用与掌控成了人类的新目标。
启蒙思想的第三个特征，是道德基础发生了转变，使人类失去了共同的生命意义（telos）。
过去人们相信自然界蕴含目的，研究自然不仅能发现科学规律，还能找到道德准则。但当道德无法像科学实验那样被“证实”后，社会就迷失了方向，每个人都得自己寻找人生意义。我们确实获得了自由：挣脱了传统、迷信、宗教、过时的道德教条、社群束缚等一切限制。但这自由是为了什么？人类该何去何从？这些问题再无明确答案。
当社会不再追问“人为何存在”，宗教会变成什么样？人们开始用“是否管用”而不是“是否真实”来衡量信仰。如果宗教的意义在于改善生活，而非揭示世界真相，那么判断标准就只剩实用性了。
这种实用主义与现代社会掌控世界的欲望密不可分。德国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将这种欲望称为现代生活的“核心驱动力”：我们所有的努力，本质上都是为了把世界变得更“可控”。
罗萨指出，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当我们试图让世界在各个层面都变得可控（可接触、可管理、可利用）时，世界在我们眼中就沦为了一系列可供认识、获取、征服、掌控或开发的对象。这种控制扼杀了世界的神奇性，导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祛魅”。我们再也无法体验到那种鲜活的、真正与世界相遇的感觉（罗萨称之为“共鸣”）。世界变成了我们任意摆布的死物，而非能向我们说话、引发惊奇与敬畏的存在。
这种追求掌控的倾向，不仅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影响了我们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我们开始以“实用性”为标准来评判宗教，看它能否被我们所用、达成我们的目的。
这一切对当今教会意味着什么？观察现状后，我们发现几个必须影响我们宣教方式的关键因素：
第一，我们要传递的是与真实上帝的相遇。
对这个祛魅的世界，解药绝不是一个同样已经祛魅的教会。遗憾的是，19-20 世纪自由派神学正是这么做的。他们贬低圣经的地位，把它当作普通的人类宗教心得，结果让教会失去了属灵的力量。
H.理查德·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对此结果有过著名的总结：“一位不会发怒的神，通过一个没有十架的基督，将没有罪的人带入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国。”
不过，我们也不要只盯着自由派。事实是在上个世纪，许多保守福音派也转向实用主义，他们淡化超自然元素，推崇看似最实用的做法，由此塑造出一个易于掌控、可被预测的神：祂认可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提供些许超越体验，赐福于我们所有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福音甚至成了一种工具，为政治目的服务。那些仍持守正统神学教导的教会，几乎沦为社会运动的志愿协会，不是右翼的文化斗士，就是左翼的勤务兵。
但教会的使命截然不同。我们要时刻谨记：教会向世界传递的，首先不是改善生活的方案、发财致富的秘诀、育儿宝典、道德准则，不是维系世界的道德基石，也不是改善社会或消除不公的行动计划。基督徒当然可以参与这些事，甚至可以做得更多，但唯独这一点不容妥协：我们要让人遇见真实的上帝。我们的目的不是分享“对我有用的信仰”，而是召唤世人来敬拜那位独一永活的真神。
基督信仰的核心不在于个人体验，而在于神的自我启示。祂已向世界显明自己。正因这启示是真实的，它必然带来震撼生命的个人体验。当我们沉醉于敬拜，忘却自我时，反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我们无法真心敬拜一个总是认同我们欲望、认可我们行为的神，这样的“神”不过是个只会阿谀奉承、曲意逢迎的伪善之徒，毫无价值。但圣经所启示的神，是那位闯入人类历史、主动与我们建立关系的真神。这才是我们要向世界展现的神。
克里斯托弗·沃特金（Christopher Watkin）曾指出，现代性的神话恰恰在于它宣称自己不存在任何神话。祛魅的理念本身正是一种新的“入魅”。因此，在这个祛魅的世界里，需要的不是为衰败文化做随军牧师的教会，而是能担当先知的教会：一个确信神真实存在并已经启示了自己的教会；一个揭穿仅从世俗事物，而不是超越上帝那里寻求生命满足之妄想的教会；一个因遇见又真又活的神而珍视圣经教义、渴望正确敬拜的教会。教会存在的首要目的不是提供实用方案，而是敬拜。
第二，“有没有用”可以是谈话的起点，但绝不能是终点。
当社会大众不再追问某个宗教是否“真实”，只在乎它是否“管用”、是否让人“感觉良好”时，我们该如何传福音？
首先，我们不必惊讶。80 年前C.S.路易斯就洞察到这种实用主义转向：
有好多次我在给普通听众演讲时，几乎无法让他们理解，我推荐基督教是因为我认为基督教教义具有客观真实性。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教义是真还是伪，只想知道这信仰能否带来慰藉、“激励人心”或具有社会效益。
路易斯当年的现象在当今更为普遍。“有没有用”确实可能成为我们的传福音起点，因为这就是当下福音土壤的特性。我们与非基督徒最开始的对话，多数不会围绕神存在之证明展开，而更多会探讨他们当下的生活境况，辨析基督教生命观是否具有实践可行性，或帮助他们理解基督教对社会产生的整体影响是积极而非消极的。
但这个起点绝不能成为终点。我们必须深入本质。就像路易斯所说的，如果只停留在“有没有用”的层面，从不触及“是不是真的”这个核心问题，基督教就会丧失独特性，沦为一碗道德生活指南的鸡汤。他写道：
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让听众始终关注“真理”这个核心问题。他们总以为你宣扬基督教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好的。在辩论中，他们时刻试图回避关键所在......你必须不断将他们拉回来、反复引向这个根本命题：如果基督教是假的，那它就毫无价值；如果它是真的，那它的价值无限。不管怎样，它绝不可能是有点价值。
路易斯当然会赞同基督教不仅真实，而且美好、良善、“有用”。他乐意从听众能理解的任何层面切入。如果先从信仰的美好谈起最合适，那就从这里开始。以“有用”为开场白未尝不可，但绝不能就此止步。
我们可以探讨基督教作为生活方式的有效性，分析它对社会的积极影响，评估其历史贡献。但如果我们一直回避“它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歪曲现实。因为“有用”绝不等于“真实”。时机成熟之时，我们必须直面那个清晰而迫切的核心问题：耶稣基督究竟是谁？
第三，传福音本来就是一场惊天大冒险。
这才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即便我们从“有没有用”开始谈起，最终总要呼召人跨越生死，宣誓效忠上帝，悔改信靠基督，弃绝魔鬼作为。在这个把宗教贬为个人喜好的多元社会，这种要求简直不合情理。
真正的传福音之所以需要勇气，原因有二：首先，真正、毫无保留的福音敢于说出那些被视为禁忌的话语。在讨论基督的宣告时，我们不是在谈论“我的真理”或“你的真理”。不，我们谈论的是一项面向全世界的普世宣告，一项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这种宣告带来天翻地覆的效果，因为它直接挑战当代最大的偶像——那种允许把耶稣当作“我个人救主”，却不许宣称祂是“万有之主”的多元主义观念。难怪我们会害怕，总想加上一句“对我来说”，来缓和语气。
其次，彻底的福音传扬还包含另一个极其冒犯人的宣告：是你我的罪将神子钉上十字架，如今我们站在审判台前，唯有祂才能将我们从罪咎中解救出来。正如《罗马书》3:23 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这个人人都自诩为英雄的时代，直面这个真相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举动。
让福音重新成为颠覆人心的力量，我们必须拿出勇气。宣扬天国本来就是一场冒险，因为我们不是在讨论主观意见。耶稣是万王之王，圣经记载的正是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相。
教会的使命，是冲破恐惧，用爱心传讲真理。即便福音的信息可能让人震惊甚至反感，我们也要以真诚的关怀去活出这份信仰。上帝曾赐初代基督徒刚强的心，使他们在逼迫中仍能传讲全备的福音。
他也赐给我岳父那样的苏联时期基督徒勇气，让他们即使面临暴力威胁或遭到社会的排斥，仍坚持真理；直到今天，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仍在受苦，但上帝赐给他们坚韧的心，让他们能继续为信仰作见证。
中国家庭教会牧师王怡于 2018 年 12 月被捕，至今仍在狱中。他曾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
测试自己是不是一个为福音癫狂的人。因福音而面临死亡威胁时，你才知道自己到底为谁而活。因福音而面临失业的危险时，你才知道自己到底为谁打工。因福音而可能失去财富和地位时，你才知道自己这一生，到底在为玛门癫狂，还是在为福音癫狂。
尽管在西方我们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逼迫威胁，但为真理作见证总要付上代价。耶稣的故事以十字架为核心，这意味着我们的忠信也必然带有十字架的印记。当我们说愿成为耶稣的手、耶稣的脚，别忘了它们曾被钉子刺穿。跟随耶稣的路上难免会有冲突和碰撞，但我们始终相信：无论面对怎样的反对，祂都会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勇敢传扬祂的名。
如果我们把福音真理锁在私人空间里，只求自己的信仰多元包容，那不仅会失去传福音的勇气，更会丢掉基督教最根本的东西。“活出我的真理”？不。与耶稣同行的我们宣告：“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Live My Truth’: The Gospel in an Age of Privatized Fa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