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就已经在建立苦难神学了。
今年1月，约有2000名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个会议中心里，聆听提摩太·凯勒、卡森、华裔印尼牧师唐崇荣，以及十多位中国大陆讲员的讲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教会与文化。中国教会长期处在一个对教会持敌视态度的文化中，这次大会等于在总结中国家庭教会如何思考逼迫和受苦。
这话题非常重要：因为就在前一个月（2019年12月），武汉市突然出现严重肺炎病例。短短几个月内，仅在中国，就有数千人死于新冠肺炎。
这种疾病为已经承受着苦难的基督徒日常生活，又增添了巨大压力。自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强了党对各个生活层面的控制。2017年，政府重申家庭教会是非法的，也就是说未经他们批准不能有任何宗教活动，无论是在家里学习圣经、捐款给宗教组织，或在学校里学习神学，都是不被允许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家庭教会都有成员遭到过警方盘问。有些教会不止一次地遭到驱逐，也有基督徒被关进监狱。
但出席会议的中国牧者和教会成员，都谈到与警官分享福音、为同狱犯人祈祷，以及愿意为基督受苦的美好见证。
“教会的标志就是十字架”，一位牧师这样告诉听众，“如果你实实在在地活出基督的生命，就必定会遭受逼迫。但与此同时你也会拥有复活的大能，以及承受苦难的能力。”
凯勒指出，许多时候痛苦可能导致自怜、自义、恐惧、苦毒、仇恨、倦怠和沮丧。
“我看到中国家庭教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陷阱和问题。”他告诉聆听他讲道的教会领袖们，“我相信这一神学在世界其他地方并未教导到位。当仇敌来到的时候，我认为很多基督徒没有受过上面我说的那些警告，他们会因此落入陷阱。”
“我希望中国教会能够将正学习到的各方面，教导其他地区的地方教会。”
在形成自己的苦难神学之前，中国教会就已经在实践苦难神学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基督徒在密闭的窗户后面，用偷运进来的圣经和微弱的歌声，进行小型敬拜。敬拜结束之后，他们会陆续离开。他们晚上在附近的河里受洗，把圣经藏在床垫底下。如果被抓住了，就会被关进监牢。
一位来自中国北方的牧师说，上一代“没有写在纸上的系统神学”。“他们没能理出一个系统。但他们和我一样，知道神掌管一切。他们读过《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们知道神在上掌管一切。”
这种受苦有一个好处：显明谁是或不是基督徒，即便那时挂名的信徒不多。《圣经》中的经文——罗马书5:3-4、罗马书8:18、腓立比书3:10等——仍然真实地和每个人密切相关。
事实上，苦难成了中国基督教的一个标志，以至于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政局相对平静的期间，老一辈基督徒对此开始感到忧虑。如果没有受过迫害，下一代该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呢？”中国伙伴“的负责人王弟兄则说，老一辈的基督徒担心孩子们会因为信仰未经考验而软弱。他们想知道，“我们应该祈求逼迫来临吗？”
但他们不用祈求，只需要等着，逼迫就已经来了。
19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限制逐渐取消。货物、服务还有人员都开始跨越国界，互联网虽然受到限制，但也已经与国际连接。
家庭教会的聚会开始比以往更公开了一点。他们可以从政府批准的教会书店购买圣经，可以在网上聆听讲道。少数家庭教会甚至能够送牧师到海外神学院深造。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到（甚至有的人拥抱了）改革宗神学。
“中国伙伴”的汉娜·尼逊说：“圣约神学引起了中国基督徒的共鸣，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她还认为，对于那些习惯生活在一个宏大叙事中的人来说，一个包含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的大叙事显得更吸引人，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就是一个宏大叙事。
改革宗神学能让他们清楚地勾勒出民族自身过往与苦难的关系。
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葛富恩在1979年写道：“和加尔文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基督的整个生命是不断背负十字架的生命，因此，基督徒的全部生命——不仅仅是某些部分——也应持续地背负十字架。”他的教导（其中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影响了对包括前文所说的王弟兄在内的一些中国神学家。（葛富恩出生于北京，父母在是在华宣教士。1949年被共产党人赶走，随后将改革宗神学传入台湾。）
罪恶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十字架，从遭人误解到摔断骨头，以及病毒带来的疫情。我们不断地落入不那么完美的生活中。但是基督徒不是唯一会经历苦难的人，所有人——包括不信的人——都在忍受这地的诅咒。那么，什么让基督徒的痛苦与别人不同呢？
葛富恩解释说，“在祂的苦难中有份，就是因被造而活在罪恶的诅咒和终將死亡的身体中，并不只是简单地承受着（无论是泰然地承受，还是以任何其他罪恶的自我中心，叛逆的方式承受），而是为基督而承担，并且为祂而活。”
换句话说，基督教的受苦是有目的的。它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如果你已经忘记了，我们过着“已然和未然”的生命。像耶稣一样，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也在一个属灵的现实中。在我们里面，有着因罪恶身体而带来的痛苦，也有圣灵。可以说，我们被困在两个世界之间。
这不是一件坏事。苦难改变我们——“苦难或者使你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或者成为更糟的基督徒，却绝不会让你原地不动。”凯勒告诉与会者。
中国教会可以验证这一道理，他们当中有出于恐惧而关闭教会的牧师。事实上，整个三自爱国运动都以承诺效忠于国家换取自身安全。
另一方面，当问到一个受逼迫的年轻教会，苦难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带领者时，他们报告说牧者的讲道改善了，信心也显得更加坚定。另一位牧师则赞美说监禁让他把基督教神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深刻的、现实的信仰。
希伯来书说，耶稣因为“受苦难”而“得以完全”，（希伯来书2:10）我们也是如此。试炼不是神不喜欢我们的标志，相反，试炼是祂深深的爱。他管教我们，使我们成全。事实上，我们的确要经过许多苦难，才能进入祂的国（使徒行传14:22）。
苦难也同时揭示了神的荣耀。耶稣告诉保罗（林前12:9）：“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在“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面前崩溃的时候，神能支撑起我们，让我们能承受。这保持冷静，善良，和满怀盼望的能力，全是祂的，我们这样反应是荣美的，这荣美也属乎神，这荣耀了祂。
另一位牧师西蒙·刘（化名）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画面：“在一个人人都在寻找快乐的世界里，我们通过面对苦难和奉献自己的方式来荣耀神。在一个腐败的、弱肉強食的社会里，我们却愿意舍己让人吞吃。在一个人人都注定要死的世界里，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器皿，祂是那真正给予生命粮的那位。”
那么，中国教会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如何“在基督里”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
葛富恩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宗教改革以来的教会比以往更紧地抓住基督十字架和福音是如何地‘为我们’，而比较少强调同样是福音所带来的‘与祂一同’，尤其是‘与祂一同受苦’。”
但中国教会没得选择。苦难一直伴随着他们，不仅仅是一般的，因罪而来的痛苦，还有严酷的逼迫。美国人进行的学术讨论对中国教会来说就是生活中的现实。
习近平政府不再试图监察人们的信仰，那是毛泽东在上一个年代的做法。相反，它侧重于迫使人们表现忠诚和行为良好，以此驱使家庭教会受中共控制，并且以扣“社会信用”的方式惩罚参加家庭教会的成员，而社会信用会对人们购买机票或火车票、租房或房贷是否能获得批准带来直接的影响，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就业。
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教会可以抵制这样的控制，但不是透过公然的反对或者抵挡政府，而是通过传讲传福音的方式。
一位来自上海的牧师说：“我用神的道装备会众。这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知道到从哪里获得信心和安慰。”
这位牧师刚刚完成了《启示录》系列讲道，对启示录的研究引导他认识了同样受逼迫的早期教会，也让会众认识到政府和国家会成为人的偶像——无论是共产政权还是民主政治都会成为偶像。他还在周三晚上的研经聚会中带领彼得前后书查经，成人主日学则教导了来自国会山浸信会的《认识苦难》课程。
一位来自他教会的、在企业担任项目经理的38岁成员说：“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上帝自己准备我们所需要的信心，并提醒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
她没对查问他们的警察表示生气：“警察也是罪人，他们也正在落入地狱中，所以我们需要怜悯他们——他们需要听到福音。”
从她的牧师那里，她知道“我们不能保护自己。除了在基督里，再没有安全的地方，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我们的安居之所。”
但是，即便基督徒和基督紧紧连结，迫害仍然是可怕的。
“我不想受逼迫，”一位来自北方的牧师说。当警察把他拖到车站时，“我非常害怕。我的心跳得很快。”警察希望他公开撤回他和其他458名家庭教会牧师一起签署，谴责政府宗教事务条例的声明。
他拒绝了。相反，他与他们谈到福音，并回答他们关于永恒和复活的问题。
警察们告诉他宗教是荒谬的，铤而走险、签署那样的声明是危险的。警察们要他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然事情会变得更糟。
“神学对这种时刻有帮助，”这位牧师说，“这提醒我们是神在掌管，而不是警官们。”
他提醒他的会众，信心必须受到考验。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曾经在敬拜时遭到过突击检查，当时长老们被拖到派出所接受审问，聚会的场所被贴了封条。
他们因此换的新场所较小，和老地方相比，原先的地方更舒适——那里有一个较大的厨房，可让他们每周一起吃饭。牧师告诉他们不要抱怨，但要珍惜每次他们相见的时候，珍惜他们一起吃的每一顿饭。他警告他们不要让舒适成为偶像。
王怡牧师于2018年写道：“信仰上的抗命和肉体上的忍耐，都是我们见证另一个永恒世界和另一位荣耀君王的方式。”那是在他将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商业活动”被判处九年徒刑的一年之前。他指出，“十字架意味着在不必受苦的地方情愿受苦。”
这就是症结所在。只要教会注册在三自爱国运动之下，他们就能避开这些苦难，他们就可以合法地见面。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必须承认共产党——不是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但是，这些家庭教会的牧师们会为他们能够让步的空间定不同的界限。
曾经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浸信会实习，现在在中国服事的一位牧师说：“王怡牧师不允许政府在会堂里安装摄像头，但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即便你不让他们装，政府也可以在教会门口装，这没什么区别。所以对我来说，里面装一个也行。”
这位牧师认为如果把讲道稿发给政府有关部门（“只是作为记录，而不是给他们审查，反正我们横竖都会放在网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警察进入教会、想要在讲台上说一个通知（例如，关于公共卫生的提醒），他也会乐于把麦克风让给他们。
但如要在会堂里挂一面国旗呢？他会坚决抵制，哪怕这意味着要坐牢。因为这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把对国家的忠诚凌驾在对神的忠心之上。
当我们从远处观望的时候，这些答案会令人困惑。同样是忠心传讲福音的牧师，为什么一个反对摄像头，另一个却容许？为什么一个会允许惧怕警察的会众留在家里看聚会直播，而另一个则会告诉会众，你们不要惧怕人，你们应该来出席聚会——哪怕明知那天会受冲击？
要记得，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自中央的政策本来就很模糊，因此在每个地方执行时，都会有点不同。同样是两百个人的教会，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引人注目，教会与教会之间在会众成熟程度和带领者的教育程度上差别也很大。
所以，虽然每个牧师对他允许的事情有点不同，但他们都在自己的立场上非常坚定。“对于每个正在面对这一问题的人而言，这是个黑白分明的问题。”王怡牧师的一位同事这样说，”他们都站在神的话语基础上。所以对于安装摄像头的问题，王怡牧师会问：‘圣经给了政府什么样的权柄？是否包括安装摄像头的权柄？’”
他借着补充：“你可以看到，别人对这个问题会有和王怡不同的看法。”
虽然这些家庭教会的牧师，愿意为之坐牢的触发点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愿意坐牢。
在判刑前，王怡牧师曾被多次带进派出所。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他都会告诉警察他的底线是什么：不会否认耶稣，也不会丢弃主的教会。他这样宣告的结果是备受攻击，他也清楚这一点。
他告诉一位朋友：“我把自身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以此换取我灵魂的安全。”
这位朋友将来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情况，他也有同样的想法：“我向上帝这样祷告：‘我愿意成为一个为你而受捆锁的牧师。’做出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得了自由。”
他不愿意看到王怡坐牢，但他知道这就是神对王怡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里，对人来说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神学院毕业生选择了回到中国服事，而不是留在可以合法宣教的美国牧会的原因。
其中一位毕业生这样告诉福音联盟：“实际上，我这样做是出于恐惧。”但他恐惧的并不是进监狱。尽管美国教会给了他职位，他却决定回到国内牧会。留在相对安全的美国意味着他没有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而他知道，那是更加危险的。
这些牧师所做的艰难决定背后，是进到“基督里面”的渴望。这就是他们甘愿付上生命代价的根本原因。
在新冠病毒登陆美国之前，美国基督徒也已看到美国文化如何削弱了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现在在西方社会，我看到对基督教的反对程度，相比你们这里是非常小的。但与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反对相比却多了很多。”凯勒就此展开并告诉与会者，“在当下的西方社会中，因为害怕被世界鄙视和拒绝的年轻基督徒们，他们开始变得被迫退缩，也就是低头不认自己是基督徒、完全隐藏自己的信仰；或者开始妥协，削去不受欢迎的基督教教义，并且不再相信它们。”
除了恐惧之外，逼迫也可能导致愤怒。
“许多美国基督徒会陷入愤怒情绪。”凯勒对一些中国教会的牧者们说，“但我看到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却不是这样。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常常告诫他们的会众不要用愤怒去回应逼迫。”
与其任由自己陷入苦毒、自义和愤怒，凯勒说：“我们需要教导自己，认识自己内心的偶像，然后为之悔改。”
逼迫、遭遇反对、为之受苦……这就是神的计划，这计划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教会的。事实上，也许中国教会已经为这样的时间预备好了自己。
“曾经有逼迫，之后有一段和平的时期，供教会储备神学资源和建立框架；现在逼迫又在临近，教会再一次受到炼净。”凯勒在回顾了中国教会的历程后说，“我们看到神正准备中国教会去服事世界各地的教会。”
中国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并不复杂。
“让我们看看耶稣是如何生活的，让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生活。”一位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牧师告诉福音联盟，“正如神差遣了基督，祂也照样差遣我们。”
译：Casper；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Chinese Pastors Developed Their Theology for Suff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