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长大，在我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女王对我来说一直是与生活紧密连结的存在。她的临在有一种恒定的特质，以致于我们这些在她治下生活的人经常会有一种错觉，以为她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她骤然辞世，虽然理论上并不应该出人意料，但我们仍感到迷茫与哀伤。在如此彷徨无措的心境下，主的话语赐下了亮光：“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7-8）上帝让我在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长大，赐给这国家伊丽莎白女王陛下作为君主，而当我们失去她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上帝借着这个制度赐给了我们什么，又如何借着我们的女王祝福了我们。 

我幼时移民加拿大，在学校的时候，语言班的老师教我们唱加拿大国歌（"O Canada"）以及《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而这背后的君主立宪制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十分好奇。到了青少年时期，我归化加拿大籍，宣示效忠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君主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我还在台湾的时候，父母从小给我的教育让我无法接受对国家元首的效忠。一部分原因是在中华民国体制下，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以及政府元首（head of government）是同一个人。然而在加拿大君主立宪制度下，效忠女王并不意味效忠于政府，这是我在学会唱加拿大国歌以及《天佑女王》时才学会的道理，是学校老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教导我们的。

作为一名长老会新加尔文主义者（Presbyterian neo-Calvinist），我开始职业神学人的生涯至今，一直支持君主立宪为合乎圣经的政治制度之一。这当然主要是出自我的神学信念。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在我个人生活当中的临在以及她对我的意义，也印证并加深了我在神学上对君主立宪的认同。我在英国求学的那四年之间，这种认同感愈发深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跟我当时所参与的圣公会（Anglican）教会以及神学院有重要的关系。

我对女王最早的印象是1980到1990年代在港片中经常出现的女王肖像，包括警察局、廉政公署等场合。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台湾政治体制还在转型阶段，威权时代尚未结束。在家里，我父母会批评集权体制下的造神运动，讲述两蒋统治时期的一些荒谬事迹，而好几次我在学校对蒋公崇拜提出异议时，老师就当着全班羞辱我、对我施行体罚。移民之前，父母让我跟妹妹休学了几个月，我们从录像带店租了许多港片回家看，当时我看到电影中的女王肖像，又看到港人在她治下所活出的尊严，就想：“以后她也是我的女王了，真好！”

后来我在加拿大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读神学时才知道，原来女王陛下跟我都是同一位君王的仆人。我的恩师巴刻（J. I. Packer）博士提到她时，总是充满爱戴之情。《乐奔终程》（Finishing the Course with Joy，目前唯一中文译本作《荣耀神的夕阳》）是恩师遗作之一，他在其中以女王陛下为榜样，说明基督徒到了晚年如何继续带着喜悦朝着标竿直跑（腓3:14）。当我们有一位君主在我们中间，称她自己为“仆人女王”（servant Queen），不似克里姆林宫的皇帝那般高高在上，而是在白金汉宫与帕丁顿熊（Paddington Bear）一起谈笑喝茶庆祝白金禧（Platinum Jubilee）时，她就为我们见证了那位成为万仆之仆的万王之王。

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许多同侪会认为君主制度违背圣经。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完全赞同十七世纪苏格兰长老会神学家卢瑟福（Samuel Rutherford）在其巨著《法律与君主》（Lex, Rex: The Law and the Prince）一书中的核心立论：“上帝直接的治理，肯定是最好的”（议题38）。

然而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上，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没有人能承受上帝直接的治理而不被祂圣洁的烈火所吞灭（申4:24；但7:9）。就连祂在地上的有形国度——也就是祂的教会——都不是直接受祂治理，而是透过蒙恩的管道（means of grace），包括圣道的传讲以及圣礼的施行而服膺在祂的权柄之下。在堕落的景况中，最好的政治体制，也只能是最接近上帝直接治理的体制。 

在这基础上，卢瑟福提出一个论点，是所有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都不得不赞同的（《法律与君主》，议题38）： 

绝对而不受限制的君主制，不但不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反而是最坏的…，因为他是不合乎律法的制度，而上帝从未设定这样的制度……在一个与人为善的罪人里面的绝对政权，无非是邪恶的政权，而不是来自上帝的权柄，因为上帝从未赐予罪恶任何的权柄。

然而，当我们毫不犹豫地肯定这原则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君主的概念并非在定义上就必然是绝对而不受限制的──我认为这是我许多朋友在反对君主制度时所持有的误解。我当然完全同意，西方基督教与西方文明传承自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主义是一种恶。但事实上，君主制度与君士坦丁主义并无必然关连。美国的民选总统，同样可以跑到西柏林去，以冷战时期西方全球化秩序领袖的身分宣称：“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而从我自己的台湾经验来看，就连一个高度民主化、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都有可能被绝对而不受限的权力所统治，亦即人民的权力，除非“民主”与“共和”皆以“法治”（the Rule of Law）作为前提──不是“依法而治”或“用法治你”（Rule by Law），而是全民服膺于上帝所立定的道德律法。加尔文在1559年的《基督教要义》当中所表达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君主制度容易沦为暴政；而菁英统治沦为寡头政治也并非难事；但最容易的，就是民主沦为动乱。”（4.20.8）

然而加尔文的观点是在百害中取其轻，这种悲观主义聚焦于人的堕落，而从新加尔文主义“创造-堕落-救赎”的世界观看来，卢瑟福的观点显得更加全面，也更为可取。卢瑟福写道：“每种政体都有它的长处；君主制度是尊贵的，并在人前有荣耀的形像；菁英统治在政策上最为可靠；民主制度对于自由以及可能的富裕及经济增长而言是最好的。”（《法律与君主》，议题38）

卢瑟福并非在空中楼阁中推论出这套政治理论。他知道英格兰与苏格兰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无为之治下如何全面脱贫，达到史上难得的共同富裕。他也见证了英国内战，也曾对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政府深感失望。王室复辟后，他因为反对君权神授被控叛国罪，但上帝奇妙的护理，用卢瑟福适时的死亡，拯救他脱离了不公义的审判。 

卢瑟福在那动荡的时代思考上帝永恒的国度，进而提出了他的政治理论。他为君主立宪提出的辩护，是当今加拿大、其他英联邦国家（Commonwealth Realms）乃至英国的多数人民都会由衷赞同的（《法律与君主》，议题38）：

像苏格兰与英格兰那种有限而复合的君主制度，在我看来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在其中，国会与君主共同带来三种政体的优势。这体制用有从君主而来的荣耀、秩序、合一；有从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的治理而来的可靠政策、安定、强盛；有从百姓的影响而来的自由、权益，以及自发的守法行为。

君主制度并不必然是偶像崇拜；当今大多数崇拜政治偶像的国家，其实都没有君主。只要我们清楚认定，“君主并没有凌驾于子民之上，在其自身的、主子般的、作威作福的统治权；君主的统治权是信托的、仆人般的，而不是主子般的。”（《法律与君主》，议题16）。当一名君主将自己当成子民以及上主的仆人时，她所体现出来的就不仅是卢瑟福所说的君尊荣耀了。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用她所奉献的毕生心血服事她的子民，而她就以一名仆人君主的样式，见证了生在马槽、替门徒洗脚的那位君王。 

女王陛下的一生诚然由她的信仰与呼召所驱使，甚至在位的最后一日，都勤奋地行使了她的职责。过世两天前，发黑的手背显示她将不久于人世，专业的医生说，她当时应该正经历着难熬的痛苦，但仍面带微笑为新任的英国首相祝福。她的存在有一种罕见的恒定性：她治下的王国以及所在的世界经历了七十年风雨，在急遽变幻的局势中，她始终持定同样的信仰与呼召，以及一颗仆人的心，而这种暂时的恒定性就像复刻（ectypal）的模拟，见证了那位借着成为肉身来启示自己的自有永有者。她的见证，正如所有的基督徒见证，在她死的那一刻达到了颠峰，指向两千多年前那为我们带来永生盼望的死亡事件。女王陛下以这样的方式驾崩，所揭示的并不是世袭罔替的“永恒轮回”（尼采），也不是世事自身之无常，而是用地上生命及统治的结束，见证基督将来那“不能震动的国”必将降临（来12:28）。对我来说，这样的见证，就是天父借着君主立宪制度所赋予我们最美好的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