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信仰的核心是人人都需要从基督得救赎并且应该去传扬自己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对后基督教时代的美国文化来说越来越不可理喻。周约翰（音译，John Allen Chau）在试图接触一个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的时候被杀，该部落位于北森蒂纳尔岛，远离印度大陆。媒体对于周约翰惨死的反应恰恰体现出了福音派信仰的这种不可理喻。

印度法律禁止与北森蒂纳尔岛上居民的接触，部分原因是认为这些与世隔绝的岛民可能对常见传染病没有抵抗力。媒体报导指出周约翰（毕业于奥罗罗伯特大学）在陈述入境印度的理由时没说实话。

我当然不倡导为了达到传福音的目标而违背法律。但是“扎帐篷”传福音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的确绕开了禁止公开传福音的禁令（传教士以工作或长期旅游为名私下里向人传福音）。并且圣经当中也支持基督徒在当权者禁止传福音的时候，必须顺服神而非人的命令（使徒行传5章29节）。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周约翰的死亡感到最不可理喻的媒体报道之一竟然来自华尔街日报。我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过宣教士麦克里丁（音译 Michael Riddering）2016年在布基纳法索的死讯。华尔街日报对那个悲剧可以给与同情的报道，但是这次瓦拉达拉金的专栏蔑视周约翰的死，而且好像一点也不理解周约翰的想法和行为动机。

周约翰的死很明显是个悲剧，但又富有象征意义，不难想象会有人将高尚和勇敢等品质赋予周约翰。但是别把周约翰一团糟的牺牲结局描述得过于浪漫了。毕竟他违反了印度法律、以旅行签证进入印度来实现自己的宣教目的。假如当时周约翰在入境申请中提到“北森蒂纳尔”这样的字眼，他的申请必定会被拒绝。

最终我们得到的结局好像是一个人无谓丧命的独角戏。但是这个事件其实还有涉及道德的层面：宣教士殉道的目的是为了让森蒂纳尔人重获新生。从这个悲剧中传达出一个有力的新的认识：这群人（森蒂纳尔人）是谁，什么是他们不需要的（包括防水的圣经）。

从一个综合考虑的观察者角度可以看出，不论周约翰的计划是多么不周全，基于福音派对于救赎和永恒的看法而言，他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认为神和你的永恒结局无关，那么你就会同意“别管北森蒂纳尔岛的闲事”这种看法。如果人没有来世（或者死后会怎样是不可知的），那么周约翰的所作所为真是愚蠢至极了。

我不是很了解周约翰信仰情况到底如何，他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万国宣教”（All Nations sending organization）的宣教士。他在日记中写到他相信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因此值得你为之献出生命。如果你认为福音派的信仰是真理，那么这种想法就是合理的。

华尔街日报对周约翰的报道与媒体对1956年在厄瓜多尔殉道的吉姆·艾略特的报道形成强烈反差。尤其是美国《生活》杂志在报道艾略特以及他宣教士同伴被当地华拉尼人乱箭射死时表现得分外同情，溢于言表。

两种报道的区别乍一看和周约翰本身有关——和艾略特相比他更像一个独行客。但是区别还显示出在这六十年间美国文化发生的变化。诸如《生活》这类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杂志，在1956年时至少还是与将西方文明传播给“石器时代的野人”这样的企图产生共鸣。而且《生活》杂志还忠实地传达了艾略特的传福音的动机，即他与他的同工一同肩负了神圣的使命去把福音传向万国。

六十年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国：学术界和媒体界的精英们对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的观点会产生极度不适。许多福音派人士，尤其是宣教士，会称赞这种变化淡化了西方文化优越感。但是福音派坚信的超越一切的真理不变，即万民需要福音。这种信念驱使许多人去做一些看似鲁莽的举动来传福音，甚至给一些不想听的人传。在世界的注视下可以料想有些人会指责福音派是愚蠢且爱管闲事的人。

这种蔑视印证了圣经里应许的我们会经历到的文化状态。“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

译：April Chai；校：谢昉。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Incomprehensible Evangelicals and the Death of John Allen Ch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