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作为塑造基督徒心智项目的一部分，我应剑桥大学一群学生之邀，帮助他们探讨两个紧迫的问题。第一，什么是所谓的“美好生活”？第二，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基督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与身边的非基督徒邻居截然不同？
关于这些问题，很少有书能像查尔斯·泰勒那部宏阔而精妙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那样发人深省。
为什么要用一本关于现代认同形成的艰深著作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泰勒认为，只有先理解我们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我判断自己的生活是否美好，取决于那些构成我认同的核心事物。
《自我的根源》开篇便提出一个引人争议的观点：在现代西方，尽管我们高度关注内心生活的复杂性，却仍倾向于以简单而鲜明的词汇来构想我们的核心身份。我们对他人的认知以及对自我的呈现，都是肤浅化的。当问到“我们是谁”时，我们把一切都简化为一个标签，以为这个标签在构建我们的认同时扮演着承重墙的角色。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标签是国籍；对另一些人，则是职业、性别认同、性取向、社会阶级或社会角色。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简化：当你加入像X这样的平台时，第一件事就是选择如何在个人简介中向世界展示自己，而且字数不超过 160 个字符。
然而，《自我的根源》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我们的认同远比这种简化倾向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人的认同绝不整齐划一。为了阐明这一点，泰勒跨越漫长历史——从荷马到柏拉图，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从笛卡尔到赫尔德再到康德，最后直到我们当代人——将众多线索串联起来。他借此勾勒出现代西方认同的轮廓。如果你要为这个典型的西方人写一个X平台的简介，大概会是这样：#普世正义 #行善于世 #平等 #自由 #避免痛苦。
这一系列价值观之所以是典型的西方价值观，是因为它们并非古往今来所有文化所共有。古代斯巴达人视苦难为塑造品格的工具，认为痛苦是有益的。儒家文化认同的是等级制度，而不是平等；且认为等级制度是自然且必要的。在前基督教时代的北欧文化中，死得其所比活得有道德更重要。异教时期的罗马文化则认为奴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让自由公民繁荣兴旺。
相比之下，现代西方认同在本能上觉得这些文化的价值观既陌生又不可取。然而，在泰勒看来，这种排斥并非完全一致。相反，我们每个人建立自己关于公义、平等、行善、自由、痛苦的意义的方式，其实因人而异。用泰勒的话说，这是因为我们并不共享同质化的“道德框架”（moral frameworks）。
那么，在西方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两个人，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在回答“何为‘美好生活’”这个问题时，会有什么不同呢？《自我的根源》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洞见：泰勒认为，在这两种人身上，“美好的生活”这一概念都受到“称义”与“成圣”这两个观念的影响。而我想着重说明的是，这两个观念如何为基督徒提供了一副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现代认同的形成过程。
称义与成圣这两个词，当然是具有深厚基督教色彩的术语。然而，泰勒认为，它们同样塑造了我们身边那些非基督徒邻舍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
改革宗神学从司法或法律意义上来理解称义。我们唯独因信基督而称义。神审视我们的生命，宣告我们在罪上无罪。正如《海德堡要理问答》所言，“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
称义是来自神的宣告：在祂眼中，你的生命与那美好的生活完美相符；事实上，它与那完美的生命相符。这是因为耶稣的完美生命被归算给你、转移到了你身上，并被视作你应得的。神宣告，你的生命是建立在客观上最高的美好愿景之上的。
然而，考虑到我们真实的、现实的生活经历，称义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费解。虽然这是我们在神眼中真实的地位，但这种地位是靠归算获得的：它是神基于耶稣基督的善行而赋予我们的。那么，对于一个被称为义的人来说，问题就变成：既然我已经被称为义了，那基督的生命和我现在的日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成圣的意义所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慢慢调整，直到与基督的生命合拍。使人称义的信心必须具有改变生命的能力。它会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就像圣经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 2:17）。
在改革宗神学中，成圣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客观的、宣告性的成圣，另一方面是主观的、渐进性的成圣。说成圣是客观且宣告性的，是因为如果你在基督里，神就宣告你是圣洁的，并把你分别出来，让你活得像基督。
但成圣也是一个主观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你不完美的生命必须变得完美；你破碎的生命必须得到医治。我们在成圣上的长进，是通过重生之时意志的更新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圣灵从里到外在我们里面动工。
成圣并非从外在的行为开始，好像你做足了外在行为，最终就能改变内心。相反，它始于圣灵让你的内心欲望重生（你开始变得渴慕神），这种内在的改变自然会影响到你的行为。
在这种逻辑下，基督徒做善事的动机变了：不再是由于压力或恐惧，而是出于感恩。成圣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向神表达感恩的过程。它是靠着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并在神恩典的大能中活出来。当然，成圣并不容易。新约圣经把它形容为“治死罪”，这是一个不断与老我搏斗的过程。在今生，成圣永远是不完美的，直到我们离世那一刻才会完全（参《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问答 37）。
如果你是基督徒，这种对称义和成圣的理解会让你活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样式。首先，你的生命开始朝向那最高的美善。其次，你会时常反思：我的生活真的活出那份美善了吗？第三，当你失败、做得不够好时，它为你提供了处理失败的方法。
我看到自己的成圣不完全时，就会回到称义中寻求安慰。我的成圣是因罪得赦免而生发的感恩之作，而不是为了换取赦免而进行的表现秀。靠着神的恩典，福音也教导我们：终有一天，我这个被称为义的罪人将亲眼见主，并变得像我所仰望的那位一样。
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称义与成圣这类术语你一定耳熟能详，这是典型的“基督教式语言”。但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概念与你身边那些世俗化的西方朋友所相信的东西截然不同。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泰勒能帮到我们。
《自我的根源》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所有人都生活在道德框架之内。这些框架既不可逃避，又多种多样；没有谁是白纸一张。虽然我们倾向于用单一维度来呈现自己，但泰勒指出，当我们在尝试回答“我是谁？”这个身份问题时，通常是采用一种叙事性的方式，或者说由故事驱动的。
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努力认清我们（在客观意义上）的至善，并（在主观意义上）判断自己是否按此生活。我们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就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叙事。
泰勒把这描述为一个“是/否的问题”，关乎我们人生的方向——是朝向善，还是背离善。要回答“我是谁”，现代人必须首先认定一个最高的善，然后判断自己生命相对于这个善的走向。泰勒写道：
清教徒会想自己是否得救。问题在于他是否被呼召。如果他蒙召，他就“称义”了。但即便称义，他离圣洁还很远；成圣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条或远或近的进取之路。
关键在于接下来的这句话。泰勒继续说：“我的主张是，这并不是清教徒基督教独有的现象，事实上，所有的道德框架都必然会让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绝对性问题。它构成了背景和基调，让我们在此之中去衡量自己离善是近还是远。”（45 页）
因此，现代西方的自我意识，深深地被称义与成圣的问题所塑造：我的生命认同的那最高的美善是什么（这是我的称义问题）？我实际的生活方式是否真正符合那个最高的美善（我成圣了吗）？
一旦我们用这个视角来观察现代生活，就会看到泰勒所说的“基督教的世俗衍生品”无处不在。不过要识别它们，我们需要一双能看清其多样性的眼睛。让我们来看几个我们文化中流行的道德框架。
泰勒指出，有些人看待历史的方式是：历史被一个鲜明、两极对立的界限一分为二。这种人自我认同的基本特征来自于问这样一个问题：我站在哪一边——是被压迫者的一边，还是压迫者的一边？在这个框架里，你的“称义感”来自于你站在了正确的事业一边——站在善的一边，而不是恶的一边。
这种称义感是如此具有统摄性，以至于个人的成圣常常成了事后才想起来的事。泰勒写道：“这里存在一个紧迫且绝对的问题：你站在哪一边？无论我们距离正义的最终胜利是近是远，这个问题只允许两种答案。”（45 页）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泰勒指出现代西方有些人持有一种非黑即白的绝对化价值观，并确信自己（理所应当）属于“好人”阵营，因为他们支持“好人的事业”。这导致一个人可能在精神上极度认同公义事业，但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糟糕透顶。由于他深信自己已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其个人完善（成圣）的需求反而萎缩了。
我们可以把这描述为基督教反律法主义异端的一个世俗版本——也就是说，因为我已经称义了，所以我就不需要成圣了。
泰勒还给了另一个例子：想想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最高的善是以一种超然的、客观的方式来对待自己。这就是一种称义：把称义建立在清醒的理性、自我掌控和自我控制之上。
对这样的人来说，成圣就意味着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够理性吗？我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吗？在A、B、C这些情境中，我对自己足够客观吗？还有，我该怎么面对外面那些妨碍我成圣的不理性的蠢人？
在这种哲学里，成圣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而这种渐进改变的工具，是无情的自我反省，以及精神分析师的躺椅。
再看另一个人，他的最高理想可能是养家糊口。他的称义，他的最高之善，就是家庭生活。对他的情况来说，成圣聚焦于一些指向自我的问题：我是不是在办公室待得太久了（尽管上班是为了养活孩子）？我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吗？我是一个称职的父母吗？我会不会毁了孩子？我是一个好配偶吗？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后再看艺术家的例子：她的最高理想就是艺术本身。但她的成圣取决于对某些问题的回答：我何时能获得灵感的启示？如果我始终创作不出伟大的作品怎么办？以及，艺术界中那些针对我的社会阶层、性别或族裔身份的障碍，是如何阻碍我达到那种成圣境界的？
泰勒指出，人类的身份认同既关乎“存在”（Being），也关乎“成长”（Becoming）。“我是”，但我同时也在“成为”。现代西方人将“我是”这一范畴想象成一种称义（与最高善保持一致），而将“成长”这一范畴视为一种成圣（审视自己是否言行一致）。
泰勒还指出，我们会把自己的生命投射到未来。例如，我们会问自己：十年之后，我是不是朝着我的最高之善更近了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勒认为我们的生命变成了一个道德空间、一场追寻、一个关于进步或退步的故事，这段故事由我们自己追踪、衡量并负责。我不断成圣的这个故事，跟我称义的标准对得上吗？
大卫·扎尔（David Zahl）在其著作《世俗虔诚》（Seculosity）中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扎尔创造了“Seculosity”一词，意思是：变得世俗并不会让你摆脱宗教性。相反，宗教性会延续到世俗生活中，而且并没有让“做自己”变得轻松。扎尔认为，世俗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足够感”（Enoughness）。我们需要通过自己在职场、人际关系、育儿、技术应用、饮食及政治等方面的表现，来证明自己“足够好”。
虽然“足够好”是我们的称义标准，但追求成圣（即表现过程）的重负往往会让这种称义崩塌。我们最终陷入了焦虑（我够好吗？）、羞耻（冒名顶替综合征）和负罪感（我做得够多吗？）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这就是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电影《芭比》（Barbie）里主角之一肯（Ken）的挣扎——他渴望知道自己到底“够不够优秀”。
如果说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活动家代表了世俗版的反律法主义，那么追求足够感的焦虑型奋斗者则代表了世俗版的律法主义——只有律法而无福音，只有顺服而无恩典。在这样的世俗文化中，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成圣的苦修中，只为期盼最终能得出那个结论：我是被认可的，我是称义的。
泰勒告诉我们，现代人虽然挖空了基督教关于“称义”和“成圣”的深刻教导，但依然在借用宗教的逻辑。这些东西听起来很高深，但其实它们就是现代西方人自我认同的原型——只不过被改造成了各种样子。
我最近听了一个播客，采访一位帮助作家拿到书稿合同的教练。主持人问她，对那些不断被退稿的作者，她会说什么。这位教练的回答，在很多世俗西方人听来会非常顺理成章：“记住，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你的写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便所有出版社都说你写得不好，你也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好人。”
如果你常与西方人打交道，就会认出这种处理成圣失败（即表现不佳）的方式。其逻辑是：我实际的生活达不到我的最高理想……但没关系，外在失败不重要，因为我内心肯定自己是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我认同本身就成了一个道德源泉：我只是在等我的顿悟时刻到来。即使它永远不来，即使我写什么都被拒稿，但我仍然肯定自己的良善和尊严。如果有朝一日顿悟来了，我便会向世人证明我究竟是谁。
对于一个苦苦挣扎的作家来说，这话听起来没什么恶意。但想象一下，如果同样的自我认同用在一个给他人造成巨大痛苦的人身上，他却坚持说：我虽然做了这件可怕的事，但我绝不是坏人。
这是一种伪造的称义+成圣组合。它有称义的形式：尽管我失败了，我被宣告为义，但这是自封的义。是自己说自己好，而不是被神宣告为好。
相比于这种被掏空的衍生品，基督教的称义与成圣观又是怎样的呢？最关键的区别就是耶稣本人。耶稣的生命让基督徒的称义扎根在现实中，同时揭穿了世俗版本的神话。
在世俗版本里，“称义的自我”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跟实际生活完全对不上。但当基督徒说“我的生命很不完美，我是个罪人，但神宣告我为义”时，这不是抽象概念。为什么？因为福音告诉我们，我的称义是基于一段真实且完美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我不是因为自己说自己好而被称义。我被称义，是因为神这样说了，而且一个真实的、无比卓越的生命已经被归算给了我。
译：MV；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Modernity’s Hollowed-Out Search for the Good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