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该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在一百多年前，具体来说是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点，交战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那时候，大家称这场战争为“大战”（the Great War）。没人会想到给它起名叫“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会爆发一场更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惜，1918 年达成的和平没能持续太久。
尽管在 1917 年到 1918 年短短两年间，美军有超过 11.7 万军人阵亡，但美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注度要远远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结束的默兹-阿尔贡战役（Meuse-Argonne Offensive）是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役，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和诺曼底登陆战役（Normandy Invasion）。这场本可避免的可怕冲突，不仅永远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所有遭受更大损失的参战国。
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Religion ）的著名历史学教授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写了一本优秀的作品，从宗教层面探讨了这场“圣战”。我们交流了这场战争如何塑造了全球基督教、宗教热忱、基督教神学、和平运动等方方面面。你也可以收听我之前对詹金斯的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演变成宗教圣战”。
其实，与其说是和平，不如说是战争本身对基督教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 1918 年发生的事件。
战争摧毁了中东地区古老的基督教中心，特别是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聚居地。同时，宣教活动的中断也改变了非洲和亚洲本土信仰的力量对比。1918 年爆发的流感疫情更是大大加剧了这种变化，这场疫情在全球造成了 5000 万到 1 亿人死亡。这一事件暴露了西方宣教士和医务人员的无能为力，促使许多普通民众转而求助于那些号称能医治疾病的教会，以及个别先知和具有魅力的领袖。非洲独立教会的鼎盛时期就始于此时。
至于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范围之广，简直难以尽述！与普遍观点相反，战争并没有摧毁普通人的信仰，但它确实推动了神学家们的思考和著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卡尔·巴特（Karl Barth）。巴特于 1919 年出版了他的《罗马书注释》第一版，但真正引起轰动的是 1922 年出版的第二版。正如一位天主教评论家所说，这本书“如同一颗炸弹在欧洲神学家的游乐场上爆炸”。它正面挑战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主导主流神学的自由派传统。
这还没有谈到那些伟大的天主教思想家，比如亨利·德·吕贝克（Henri de Lubac），他们的战争经历塑造了他们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经久不衰，而且在20 世纪 60 年代的梵蒂冈会议上彻底改变了教会。
我是否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基督教世界其实是 1918 年的产物？
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有见地，但我想重点谈谈一个我们今天可能不太关注的共同主题。当然，在那个社会经济动荡、有些国家甚至爆发公开革命的时期，牧师和神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归来的退伍军人。这些牧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把精力集中在纪念活动上。这项工作在接下来十年左右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具体来说，纪念活动包括设计和建造各种纪念碑。这些纪念碑生动展现了人们对战争的宗教诠释，上面常见天使和骑士等形象。除此之外，还要举行纪念仪式，确保生者永远铭记逝者。这些活动影响了所使用的圣经章节和赞美诗的选择。长期以来，纪念活动成为教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帮助普通信徒与国家教会（在有国教的地方）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牧师和神父本人也曾在前线服役，其中不少人还担任过军牧。
正是这些广泛的纪念活动，使得 1918 年之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世俗化浪潮，这与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
我当然不想指责任何国家特别渴望战争，不过我认为德国的政治领导人（而不是普通民众）应该为这场战争本身负主要责任。他们得到了该国宗教领袖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新教教会的支持。这些宗教领袖非但没有悔改，反而积极参与传播一种有害的、推卸责任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失利，而是因为国内的某些群体（如政客、犹太人等）在背后“捅刀子”——背叛了国家。这种说法后来被纳粹利用，成为他们崛起的思想基础之一。德国著名的新教传道人布鲁诺·德灵（Bruno Doehring）就是这种想法的早期倡导者。他在 1918 年就说过，神并没有抛弃他的子民，而是我们的民族抛弃了上帝，因为有些“精英”背叛了国家，“亵渎了祖国的祭坛”，导致德国人民偏离了神的道路，从而招致失败。虽然德灵没有特别指责犹太人，但其他右翼分子很快就这么做了：他们说是犹太人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
著名的路德派神学家赖因霍尔德·西伯格（Reinhold Seeberg）为一座战争纪念碑写下了墓志铭，这既是拉丁文精确简洁的完美范例，也是 1940 年那一代人令人不寒而栗的宣言——“Invictis Victi Victuri”，意为“致未被征服者，来自被征服者，他们自身将成为征服者”。西伯格称那些在战争中阵亡的柏林大学毕业生为“未被征服者”，战后的德国人是“被征服者”，但是“他们终将征服”。
这里有个奇怪的插曲：西伯格最著名的神学学生和追随者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那位传奇的反纳粹殉道者。
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时，通常会遗憾地表示，德国当时面对的条件太苛刻了。但是我不这么想，原因有很多。1918 年的问题在于，同盟国让德国军队以一种特殊方式结束战争。这让德国人可以假装说，这是我们谈判达成的和平，而不是承认自己其实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投降。更糟的是，德国本土没有经历实际战斗。要是战争真的打到德国境内，他们就会亲身体会到自己是真的输了，被彻底打垮了，就像 1945 年那样。但因为没有这种经历，德国的领导人们就有机会编造谎言，说什么“我们是被自己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完全否认自己是在战场上输掉了战争。
战争并没有让美国突然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其实，从 1900 年左右开始，美国就在慢慢改变了。大家有了很多新想法，社会也在逐步进步。战争并没有直接造成这些变化，但它确实让人们更加关注和重视这些已经存在的新想法。战争好像是一个放大镜，让这些变化变得更加明显和重要。
几个要点值得一提。白人新教徒们把战争看作一次道德crusade（十字军东征），他们觉得这是个绝佳机会，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整个国家。这主要表现在禁酒令上，而禁酒令又影响了人们对性和道德纯洁的看法。禁酒令是以战争需要为由推行的，虽然是 1917 年制定的法律，但直到 1919 年才开始实施。女性获得投票权也是这套思想的一部分。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好例子。但坏处是，它常常与一种丑陋的本土主义和反移民情绪联系在一起。三K党（Ku Klux Klan）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复兴，并非巧合。
另一个重大的宗教影响是千禧年主义和末世论思想的兴起。这与 1917 年英国占领耶路撒冷，以及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等事件有关。这些事件使得 20 世纪 20 年代成为末世论和原教旨主义思想盛行的时期。
从大约 1915 年到 1930 年，这段时期可能是历史上基督徒遭受最严重迫害和大规模杀戮的时代。其中包括约 150 万亚美尼亚人惨遭杀戮，更不用说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大规模屠杀。
这些事件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结果。首先，中东地区变得更加明显地以伊斯兰教为主导，基督教少数群体的规模大大缩小。
其次，它终结了长期存在的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三分天下的基督教格局。虽然东正教信徒和思想家显然还存在，但随着东正教俄罗斯的失陷，东正教在俄罗斯遭到压制，这导致东正教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下降。人们开始第一次将基督教视为新教和天主教的二元结构。
这种转变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尽管我们可能从《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这样的作品中得到不同的印象，但大多数德国人从未后悔发动战争，他们只是非常懊悔战败。西方国家的重大转变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伴随着和平主义和左翼思潮的兴起。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一本书是雷·艾布拉姆斯（Ray Abrams）1933 年写的《教士诉诸武力》（Preachers Present Arms）。这本书在美国宗教历史研究中虽然不是特别有名，但也算是一本小经典了。它尝试着描述美国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流教派的）是如何变成了激烈支持对德国发动“圣战”的拥护者。艾布拉姆斯写这本书的时候，反战情绪已经非常强烈了。他感到难以置信的是，那么多受过教育的信徒怎么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正义的。他认为，大规模转向支持战争的观点，其实是天真地屈服于同盟国特工的狡猾操纵，再加上美国政府内部一些主战派的影响。在艾布拉姆斯看来，美国的神职人员屈服于“宣传主义”和媒体煽动的恐慌，陷入了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这让他想起了殖民时期的猎巫行动。
艾布拉姆斯的著作对后来的宗教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越战时期。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Peace That Could Not Ho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