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英国浸信会宣教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建立，以及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1761–1834）抵达印度，一场由第二次大复兴而引起的“宣教潮”悄然在英国本土以及欧美国家开始发酵。1795年1月22日，伦敦会秉持着“在异教徒和其他未开化民族间传播基督的知识，并团结、致力于以竭尽全力地促成一个广泛的、经常聚集的团体，且包含所有福音派的牧者们与所有宗派的平信徒们”的宗旨下成立。由于在南太平洋大溪地的宣教受挫，伦敦会因此在1800年决定与英国南部戈斯波特（Gosport）公理会牧者戴维·博格（David Bogue, 1750–1825）合作，将博格的学院设为伦敦会宣教士的培训中心。出于对福音普世宣讲的热情，博格成为伦敦会的创始人之一；而在宣教方面，他又特别对华人的归信抱有憧憬。博格认为，“哪怕在中国有三位归信者都比在大溪地的二十位或是在英格兰的五十位都值得，因为这对于基督在人中间建立他的国度有非常大的进展。”在博格的培训下，马礼逊（1782–1834）、米怜（1785–1822）等早期宣教士将基督爱的福音和福音派属灵传统带到华人当中。在来华后，马、米二位谨记恩师的教导，认为他们作为宣教士的责任在于“使不信的人体察到自己作为罪人可怜的状态，并且带领他们欣然接受基督，以使得神成为他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也就是将他们从爱世界转向爱神，就是他们的创造主、救主和洁净的主。”(博格, Objections Against a Mission to the Heathen, 1795, 5–6页)。

当时，清政府闭关锁国，而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又百般刁难，因此，1815年4月17日，米怜与即将临盆的妻子芮秋（Rachel Cowie, 1783–1819）和两岁的幼女阿米丽（Amelia, 1813–1832）乘船从澳门来到马六甲。自此为在华宣教设立海外站点，开办英华书院，向华人传讲神天上帝的道。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华人雇工，梁发（1789–1855）。这位出生在广东省肇庆府高明县三洲古劳村的刻版师傅没有察觉的是他的生命将会在马六甲发生天翻覆地的改变。三年前，梁发经人介绍受雇于马礼逊，并为其所译的新约圣经雕刻印版。1815年，在来到马六甲之后，梁发继续为伦敦会刻版，准备印刷米怜所写的一本关于基督生平的书：《求世者言行真史记》。第二年夏天，梁发经历归信，并且“决心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在多次单独谈话、试验梁发的信仰，并且为他祷告后，米怜在1816年11月3日为梁发施洗。梁发因此成为继蔡高之后第二位受洗的华人基督徒。自此之后，梁发与米怜“每周在一起读经、交通、祷告。利用这一时段，梁会将自己平日读经时的疑惑和问题提出，并得到解答。许多重要的经文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理解，米氏将重心放在神话语本身。米怜认为对于建立实际的基督信仰而言，圣经是比其他任何属灵操练 (例如就自己的感受进行对话、操练思考等，这些当然也都有用) 更至关重要的方法。“使人获得神话语的全然装备，是使他得以充满得救信心和对成圣有功效的唯一办法。此法也是使他向其他罪人宣讲福音，教人归向神与祂圣洁的唯一方式”（米怜，Retrospect，1820，179–180页）。米怜对梁发的属灵操练直接影响到这位华人弟兄的一生。在米怜去世后，梁发继续为主作工，并且于1827年在马礼逊回国述职之际被按立成为传道人。

2012年夏天，当我来到英国搜集关于米怜和梁发的材料时，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梁发日记。这本注明为《日记言行》的小册子记载了梁发在从道光10年3月28日到9月21日（即1830年4月20至11月6日）间每一天的生活。虽然224个条目中一半都是简短的纪录梁“出街买些什物”、“在家写字”、“在家读书写字”等琐碎之事，但是在较长的记录中，梁简述了自己在两次宣教途中与人传福音、讲道的全过程和心得。同时，在《日记言行》中，梁还记录了太太怀孕、生产的痛苦，并且他们夫妻是如何彼此勉励，同心信靠神天上帝的。因此，这份《日记言行》对于华人基督徒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除去其历史意义，《日记言行》更体现出梁发的属灵生命以及日常事奉。

在日记的4月8日到20日间，梁发记录了自己一段特别的读经过程：四月八日读创世记；九日读出埃及记；十一日读利未记和民数记；十二日读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十三日读路得记、撒母耳记上下；十四日读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约伯记；十五日读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以赛亚书；十六日读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以及十二先知书；十八日读四福音书、使徒行传、歌林多前后书；二十日读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启示录。因此在两周内，梁发花费大量时间来读除列王纪外的整本旧约和大部分的新约。我们虽然不知道梁发平时的读经安排，但是我们可以从他4月7、8日的日记中看出他如此密集地读经的原因：

四月初七日: “看各样圣书。看到罗马书第⼗章⼗四节⼗五节之意。⼼内暗想云。如今我已得神风之恩。感化了灵⼼。畧明福道奥妙之意。况且有宣传福道之责任在身。若静坐不出门宣道劝启各处之⼈。⽽各处的⼈。焉能得知福音之义。我不宣传福道。这样之罪。何等重乎。于是立⼼奋志。习学圣书。以待出门⽽宣教也。”

四月初八日: “看创始历代书。用⼼默想神天之全能。由无物⽽造化成若⼤的天地万物。致今万物各得其所。这样奥妙之能。真令⼈不敢不敬畏之。遂即跪下。更求神天圣风感动我灵⼼。使我越发明白圣书最奥妙之旨。常存⼼目。不忘记之。乃可以宣教⼈也。”

因此，对于梁发而言，基督徒有与人传讲福音、劝人归信的责任。同时他更意识到，作为传道者，他必须在圣经中预备自己，“立⼼奋志”, “习学圣书”。梁发虽然这时候已经归信十四年了，并且受过米怜的信仰栽培，以及马礼逊的教牧辅导。但是梁发并没有对圣经感到因为熟悉而产生厌倦。他认为自己对基督福音的奥秘只是因为圣灵的恩典而略懂。梁发相信，圣经是神完全的启示，是 “真经圣典”，其内容是三位一体神自己所启示的福音的意义、或者蒙福的办法。因此，人只有通过神自己才能明白圣经。梁发相信神乐意让人认识祂，但同时，人又要求神使自己明白圣经“最奥妙之旨”。只有将这“奥妙”常存心中，照着而活，才可以向他人宣教。那么什么是这“最奥妙之旨”呢? 对于梁发来讲，这就是三位一体神的救赎。在梁发回答客栈老板林氏时，他这样解释道（七月二十二日）：

“神天上帝系纯灵之体。合之则⼀。化之则三。故化之则有圣⽗。圣⼦。圣风之名。圣⽗者。乃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管理宇宙内万国之⼈物。圣⼦者。乃降世为⼈。即是耶稣救世者。先以真理宣传教⼈。后又情愿受苦难⽽死。替代世⼈赎了罪。以使凡遵信之者。获诸罪之赦。⽽得灵魂之救。圣风者。乃凡有善⼼之⼈。或听过圣书道理。或得圣书观看。⽽圣风之德。乃感动其⼼。令其知自⼰之罪过。知宝贝灵魂。知耶稣能代其赎罪。知耶稣能救其灵魂。又知天堂永福之乐。知地狱永苦之忧。⽽圣风感动⼈知各般样紧要之事。则⼈亦必⽣敬畏求救之⼼。此即圣风感化⼈之⼤意。但⼈若不先自觉察。则圣风亦不能感化其⼼”。

虽然梁发的三一论并不缜密，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早期华人牧者是如何理解圣经所启示的神在宇宙和人世间所做的工作。这位神是创天造地的主宰，同时又降世为人，“情愿受苦难⽽死”，“替代世⼈赎了罪”。这样的客观事实又是通过圣灵降临到世人的身上而使得人通过基督与神建立关系。因此圣灵使人知晓自己的罪和神的恩典、基督的代赎，并且通晓生命蒙福之道。

从梁发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个以基督为核心的属灵传统；同时这个属灵传统又深深地根植于神所启示的圣经当中。或许我们今天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事工，甚至我们的灵命。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否将我们的教牧和实践扎根于圣经。正如当代宣教学者克雷格·奥特(Craig Ott)和斯蒂芬·施特劳斯（Stephen J. Strauss）所讲的：“如果我们的宣教及热心并非以圣经为基础，而是建立于单纯的好听的口号、时髦的策略或是当代社会科学的新发现的话，我们的宣教行为将简化成为实用主义、一时热情或是政治正确性。” 佩恩（J.D. Payne）同样指出：“如果我们的圣经、神学基础有误，那么当我们在人群中宣讲福音时，我们的宣教学和宣教方法都如履薄冰。一个匮乏的基础导致匮乏的执行。教会是神以其超然的能力创建的，其本性也是超然的。因而，我们宣教的方法必须以神所启示的圣经进而塑造、影响以及制约。宣教士必须是出色的神学家，并可以出色地运用其方法宣教。神学和方法缺一不可。” 这样的宣教是符合圣经的，也是梁发所行的。这岂不也是我们今日在教会和宣教禾场事奉的巨大挑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