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中的宗教创业：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兴衰》（Religious Entrepreneurism in China’s Urban House Churches: The Rise and Fall of Early Rain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Routledge, 2019）一书中，作者马丽把自己表现成像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那样的揭露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希钦斯曾曝光备受爱戴的特蕾莎修女，指出其事工中一些有问题的做法。遗憾的是，本书糟糕的学术水平、有失偏颇的报道、以及对学术伦理的恶劣践踏，都使得马丽耸人听闻的言论大打折扣。
过去十年中，很少有教会像秋雨之福教会那样对中国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也很少有牧师像王怡那样搅动着中国社会。在中国教会内部的多次开拓性变革中，秋雨之福教会始终站在最前沿：从积极推动公开化、到改革宗神学、到反堕胎事工、再到基督教教育。王怡牧师的讲道最受争议的地方是：他有意在讲台上教导基督教教义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他对当政者犯下的罪行毫不留情的责备（如：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强制堕胎等）引来政府对其教会越来越大的打压，最终导致他2018年底被捕，教会也同时被取缔。
西方媒体曾经大量报道过王怡牧师及其教会，如普利策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在自己的著作《中国的灵魂》（The Souls of China）中就有相当篇幅。但马丽认为这些媒体工作者们并没有讲述秋雨之福的“真实故事”。在本书中她把王怡牧师描绘成是一个善于花言巧语、又热衷名望的公知——是2005年归信基督教后，他独特的天赋给他机会在教会界迅速崭露头角。王怡牧师的查经班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教会，由王怡牧师本人和一位名叫王华生的副牧师带领。这两位牧师很快又和其他教会联合起来成立了长老会华西区会。不过随着王怡牧师逐渐声名鹊起，二王之间产生了嫌隙。作者认为，王怡牧师出于个人野心，一步步将王华生牧师逐出教会，最终引起教会分裂，并怂恿许多教会成员随他出走。在带领新成立的秋雨圣约教会的过程中，王怡牧师对名声和权力的欲望日益膨胀。他和秋雨圣约教会的成员继续攻击王华生牧师和他的秋雨百花教会，最终导致王华生牧师在华西区会的监督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审查，而马丽认为华西区会（以及这次审查）都是受王怡牧师控制的。王怡牧师在秋雨圣约教会和华西区会中塑造了一种“独裁文化”，其特征有：严厉惩戒、审查制度、暗箱操作，以及掩盖事实。王怡牧师的讲道越来越偏激，内容主要集中在呼吁对现行体制发动变革。最后，马丽认为政府对教会的镇压并不代表逼迫，而是前面所提到的王怡个人野心所带来的后果。
马丽声称美国的媒体工作者们之所以没有讲述秋雨之福教会的“真实故事”，是因为他们“未能把自己放在这一群体的真实处境当中”（第205页）。然而马丽从一开始就明说自己并没有在教会发生分裂的时候在他们当中获得第一手的信息，只是“通过公开可见的中国社交媒体”以及“一些深度的访谈”（第ii页，英文直译，下同）获得资料。她这种对社交媒体的过度依赖导致她扭曲了对教会内部实情的理解——下面我会具体谈到这些问题。
马丽热衷于使用很多耸人听闻的修辞来形容基督教教会生活最基本的一些要素。例如，她把长老们描述成“具有特权的宗教精英阶层”（privileged religious elite class）（第3页），把常见的一个组织所常常具有的内部会议保密条例视为“暗箱规则”（secrecy codes）（第191页），把基督教由来已久的“男性带领和教导”实践说成是“性别歧视政策”（gender-biased policy）（第89页），还把教会惩戒等同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第182页）。当然，她使用这些表述是为了增加其论点的正当性，但这对有辨识能力的读者却适得其反。
马丽那耸人听闻的修辞让本书读起来更像是一本教会八卦集，而不像一部学术性的民族志（ethnography）。“当读者们被王怡牧师的布道和文章所打动……鲜少有人意识到，若是一个人吹嘘自己有能力完全准确鉴别社会上的事何为善、何为恶，他已经近乎于神了”（第63页）。马丽惯常用到一些子虚乌有的攻击。例如，她说王怡牧师“自称独家领会了上帝对中国的旨意”（第108页），但在任何一个熟悉王怡牧师文章的人看来，这都是一个荒唐的指控。
马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事实的蛛丝马迹上添油加醋。 “因着这份公义且敬畏神的使命，秋雨圣约教会不能容忍针对自己的任何批评”（第174页）。“当秋雨圣约教会里所有王怡牧师的粉丝都开始咒骂潘秋松牧师的时候，外部观察者们正抱着难以置信的态度来关注这场激烈的争论”（第177页）。
马丽非但没有为读者公平而客观地记录下所发生的事，反而屡次添加自己对“驱使着教会领袖的所谓‘暗中动机’”的妄自揣测。“王怡牧师仍旧把刘晓波的评论放在前言当中，因为这些评论能让他出名”（第29页）。“他觉得成都大学没有赏识他的才华”（第124页）。马丽完全否认了也有可能是上帝的爱在驱使着秋雨圣约教会及其支持者。于是，对地震受害者的事工成了是在“搞宣传”（第175页），那些支持他们的宣教士也是“为了获得更多捐款”（第201页）。但她并没有说自己究竟如何、从哪里获知这些“暗中的动机”。这样的言辞，与当局的管用宣传用语如出一辙。
为了维护“客观”的牌坊，马丽通过一些批评秋雨圣约教会的人、“借他人之口”道出她那些最离谱的揣测。例如：“网上批评秋雨圣约教会和王怡牧师的帖子，经常很快就被网警删除了。秋雨百花教会的成员怀疑这是因为圣约教会的人把帖子的事汇报给了微信的网络审查人员”（第188页）。这种说法暴露出本书最大的弱点：
马丽几乎完全是通过批评者的口来讲述秋雨之福的故事，这是摧毁本书可信度的致命缺陷。在书的开头马丽告诉读者，她试图“通过广泛收集在各种问题上的意见来平衡各方观点”（第14页）。然而书后面的文献引用却显示出，自2013年教会出现纷争以来，她并没有对王怡牧师以及任何一位他的支持者进行过哪怕一次采访。她在教会纷争期间（2013年至2018年）做过数次远距离访谈，并大量引用了访谈内容，但所有受访对象均为王怡牧师和秋雨圣约教会的批评者。她一次也没有让支持教会决策的成员们出来回应这些说辞。她那些大量引用自社交媒体帖子的材料，同样也几乎仅仅来自反对秋雨圣约教会的阵营。
诚然，理解这些反对者的说辞当然是探明真相的一个重要步骤。但作为一个学者，马丽最需要关心的是这些说辞的真实性。这就要求她必须聆听双方的说法并参考第一手资料。然而，她却让这些心灰意冷的教会成员对所发生的事做出权威陈述、揣测动机，结果就成了残缺不全的 “编造故事”。
例如，马丽说华西区会“多半是借助了王怡牧师的影响力，因此成了其个人意志的延伸”（第216页）。华西区会于2017年7月16日对王华生牧师和王怡牧师实施惩戒的时候，只判定了前者的罪，却“并未批评王怡牧师的过错”（第156页）。但这显然不是事实。惩戒报告陈述到“王怡牧师过失……主要是主任牧师失职”，并列举了多项过失，包括未能对长执同工给予足够的教牧关怀，以及未事先告知就转到圣约堂、从而违反了教会的章程。王怡牧师曾在自己的会众面前，公开对自己的这些过失流泪道歉，而这次惩戒的细节也清楚写在了7月16日宣读的惩戒报告中。这意味着马丽要么没读过这份重要报告，要么就是故意隐瞒事实，不论哪种情况都是令人极为不安的。
我们再来看看她对王华生牧师2018年那次区会听证会（长老会通常称之为“区会法庭”）记录的描述，这份记录几乎完全出自王牧师的代理人范鑫之口。读者们受本书引导而相信王华生牧师仅仅因为在脸书上发了一条对王怡牧师的批评，就遭到了华西区会的审查，并随后因此受到惩戒和被剥夺教牧职务六个月。马丽并没有直接引用听证会文件，而是通过范鑫之口告诉我们裁决结果，而范鑫反对这个裁决，认为过重了。“范鑫为王华生牧师辩护，说他已经写了公开的道歉信，但华西区会做出的决定，弄得他好像拒绝道歉似的”（第181页）。然而，区会的官方文件却说，尽管王华生牧师已经向华西区会和恩典城市大会道歉（王华生牧师正是在此大会上批评了王怡牧师），但他拒绝按照一年前那份惩戒报告的要求，向圣约堂和百花堂的会众道歉、在社交媒体上道歉。他还拒绝承认自己在脸书上的评论是有罪的。藉着通过范鑫之口所陈述的听证会、而非对区会材料的直接引用，马丽不完整、且有偏向性地呈现了这次听证的过程。本书作者没有提到王华生牧师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在脸书上批评秋雨圣约教会；她也没有提到华西区会也曾经多次私下找到王华生牧师、敦促他改正，直到王华生牧师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是罪之后，才启动区会听证会以判断他是否的确有罪。当然，作者对于王华生牧师的几处描述，也并非正面。
由于马丽坚持从王怡牧师的批评者口中讲述“事实”，因此还有许多其他事件也被她严重歪曲了。例如，她指出教会长老们没有经过会众投票就购买了百花会堂，将此视为王怡牧师无视教会内部“法治”的一个实例；但她并没有提到，秋雨之福教会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用区会的章程替代了教会旧的章程，从而允许仅通过长老投票就可以购买地产。在描述王怡牧师在复活节之际如何未经告知就转到了圣约堂，马丽把王怡牧师和华西区会描绘得像是在通过想方设法掩盖王怡牧师的错误来实施“形象工程”（perception management）；但她并没有提到，华西区会在2017年7月16日就已正式判定这种行为是有过失的，也没有提到王怡牧师已经为此公开道歉了。马丽对许多事件的讨论都遗漏了重要的细节，这要么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些细节（这原本是可以弥补的，假如她采访过秋雨圣约教会的成员并参考过第一手资料的话），要么是因为这些细节有损于她的叙事，即：王怡牧师权力欲极强，华西区会是其“个人意志的延伸”。
尽管马丽不让秋雨圣约教会的领袖回应这些指控，但她的确偶尔也从他们过去的文章中引用一些材料，不过她对事实的忽略在此更为引人注目。她一次次歪曲甚至捏造他们的语言，炮制对自己有利的虚假信息。下面仅列举一二：
仅仅在我选择要核对的少数几处引用中便发现了十几个这样的捏造，但不幸的是，绝大多数读者却无从验证马丽的声称。然而，一些声称是很容易被可公开获得的信息所否定的。例如：“在这一教会群体中，‘更新’和‘门训’的观念主要围绕着‘推翻现政权的政治变革’这一中心”（第233页）。让我们对比一下王怡牧师的文章《我的声明：信仰上的抗命》，这是在马丽认为他最为“激进”的时期写成的：“我完全无意于去改变中国的任何制度和法律。作为牧师，我唯一关心的，乃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带来的对罪恶人性的震动，和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
但马丽对学术和道德准则最为严重的违背，体现在她决意要使用这些涉嫌“加害者”的真实姓名。在书的开头，马丽说要给与涉嫌受害者“匿名与否的选择权”（第14页），而至于涉嫌加害者，“我要让作为调查对象的教会成员来决定是否透露加害者的真实姓名”（第14页）。由于这些事件都是未经证实的，因此这样做近乎于诽谤。一些指控的伤害事件是十分严重的。例如，她指控一名教会成员犯了强奸罪，并对其指名道姓。她把这些指控说得如同事实一般（“他强奸过袁姊妹”——第205页），即便她所依赖的证据只是一面之词。她还指控教会诸位领袖及其配偶掩饰这一强奸罪行，并引用了这一自称受害者所提供的陈述。她甚至都没有劳烦问一下诸位牧师和师母们，这些引用是否准确。甚至连好几位身份一直被严格保密的宣教士，马丽也将他们的真实姓名和机构加以揭露，从而危害到了他们、他们的机构及其家人在中国的安全。而当她这样做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宣教士是干了什么“坏事”要遭到她这样的处理和对待。
坦白地说，我很惊讶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竟然出版了这本书。仅仅是当中过多的语法错误就该引起编辑们的注意了。遗憾的是，这么有价值的一个题材却被如此糟糕地处理。秋雨之福教会肯定还有“未曾说出的故事”，但却不是马丽口中的那个“故事”。像秋雨之福教会这样十分显眼又有影响力的教会，很少能像初看起来那样“无暇”了——任何一个已成为某教会成员的人都明白这一点。然而，关于秋雨之福教会，马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更为清晰、更为客观的认识，反而只是将教会的故事变得更加模糊。她意图要“洁净圣殿”，但却以“玷污圣殿”而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