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8月第一个周末，德州的埃尔帕索市（El Paso, Texas）与俄亥俄州的代顿市（Dayton, Ohio）均发生大规模命案。在这些大规模枪击事件中，至少31人罹难，十余人受伤。
尽管这个名词被广泛使用，但它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义。因为新闻媒体、学术研究者与执法机构用来界定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标准各不相同，造成的统计数据偏差从每年10起到每年350起不等。
在本文中，我们把大规模枪击事件（mass shooting）定义为一名活跃射手使用枪械随意滥杀四人或以上（不包括枪手本人）的事件。这个定义的要件包括：
活跃射手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将活跃射手（active shooter）定义为一个积极地，在一个活动范围受限、人员众多的地方，杀戮或者试图杀戮的个人。在许多情况下，活跃射击手使用枪械，并且他们对受害者的选择没有特定的模式与方法。
大规模杀戮——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大规模杀戮事件定义为至少有四人遭谋杀的事件，并且在不同个体遭谋杀之间没有特定时间间隔。
枪械的使用——这一要件排除了虽涉及枪械但枪械却非导致死亡原因的的杀戮事件。
无特定目标——这一要件排除武装抢劫，团伙暴力，或家庭暴力。
当然可以认为这一定义有过于严格之处（有上百众多的射杀事件导致三人或以下死亡），但相信它一方面足够符合人们惯常对大规模射杀事件的认识，也用到了精确的界定要件，使人能够衡量计数。
根据联邦调查局，从2000到2018年，在美国发生了277起活跃射手事件，其中64起符合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定义。
在2019年，约五起射杀事件（包括在艾尔帕索与代顿发生的）符合该定义。
以下是2000年至2018年间发生的64起大规模射杀事件中所涉及武器的统计：
以2000到2018年的大规模枪杀案统计：
在2000到2018年的64起射杀案中，61起的凶手是男性，2起为女性所为，1起涉及一男一女两名凶手（系一对夫妻）。
根据跨度44年（1970—2013）的数据统计，平均趋势如下：
根据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说法，“这些以10年为基准的平均数对于大规模公共场所射杀案，即便未体现出其致命程度，也已体现了其广泛程度在1970与1980年代的增长。在1990年代，2000年代，与2010年代的头四年中，增长态势持续，但增速减小。”
兰德公司对七大类曾在一些州实施过的枪支管理政策（背景调查、禁止攻击性武器与大容量弹匣、防孩童获得强制的法律、禁止隐藏携带法律、执照与许可的要求、最低年龄要求、购枪等待期 要求），以及这些政策对大规模射杀案的效果，进行过一次系统回顾。
他们没能找到任何足够强的研究结果，能证明任一项政策会促进或抑制大规模射杀案的广泛发生。
一项针对大规模杀戮案犯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多数没有显示出严重精神紊乱的迹象，如精神错乱或幻觉。2016年的一项针对71位“独狼”恐怖分子与115位大规模杀戮案凶手的分析也显示，其中约有百分之20的个例呈现精神紊乱的迹象。
在大规模凶杀案犯中，有精神障碍或疾病史的人占总体百分之48，其中包括了疑似抑郁、学习障碍，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一类诊断。然而，这群人中约2/3之前经受过长期的压力，并且百分之40以上的人有酒精，大麻，或其他毒品使用的问题。
但正如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罗茜·菲利普斯·戴维斯（Rosie Phillips Davis）在最近的枪击案发之后所注意到的：“精神疾病率在世界各地大致相同，但其他国家并未像我们如此频繁地经历这些惨痛事件。”
美国并不比阿富汗更分裂，也不比澳大利亚有更高的精神疾病率。导致美国不同列于他国的是枪械的获得途径。虽然我们的人口不到全球的百分之5，我们拥有的枪械却占全球的约百分之46。
目前，在所有8.57亿件民间持有的枪械中，美国人拥有3.93亿。每100美国人拥有枪支120.5件，即每人1.2件。
如果美国取消宪法第二修正案，政府开始以每月1百万支的速度没收枪支，将需要33年才能移除所有流通在外的枪支。这就是枪支管控政策对大规模射杀案状况效果甚微的可能原因。在美国，当一个人甘愿冒死去大规模杀戮的时候，仅枪支数目这个因素，已经使我们几乎不可能阻止他获得枪械。
由非盈利研究咨询机构 “暴力问题工程”（The Violence Project）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近来的大规模枪击案犯有四大共同点。
基督徒需要在以上四点的每一点上找到发挥作用的途径。比如，教会可以主动联系问候受心理创伤折磨的年轻人。如研究员吉琳·皮特森（Jillian Peterson）与詹姆斯·丹斯雷（James Densley）所说，教会能够“发起精神健康对话，且建立一套体系来辨识，报告，并以长期介入而非处罚的手段去关怀危机个人” ，以此做出贡献。并且作为基督徒个人，我们也可以主动去问候在我们的影响圈子中，明显处于危机关头的人们，向他们传达只有在耶稣中才能找到的盼望。
另一种我们能够施加影响的方法，是让潜在的凶手难以将计划的行动合理化。“我们都能够通过改变我们使用、制作，与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传播暴力内容的方式，来减缓大规模枪击案的蔓延，” 皮特森与丹斯雷说道，“遇到暴力的内容不要点赞或转发。不要阅读或转发凶手的作案宣言，或其它充斥仇恨的网络文字。
最后，我们能够支持个人的与公众的行动，使潜在的凶手难以获得火器枪械。对某些人，这可能意味着对自己拥有的武器加强安全措施防止其轻易获得（在暴力问题工程研究的学校枪击案中，百分之80的凶手是从家人那里获得的武器）。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支持例如预警防范法（red-flag laws，该类法律允许警方或家庭成员在发现某人的枪支持有对他人或其自己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时，向州法院提出申请暂时没收该人的枪支，由法官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与行为作出判决——译注）那样的政策。
基督徒群体可能，也必将在何为最有效的公共政策上持不同见解。但是我们必须本着爱去辩论这件事，让一颗受圣经教导，受事实与证据塑造的良心来统治。虽然我们在政策制定的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但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地抵制让暴力意识形态滋长的仇恨与分裂氛围。最关键的是，我们应当继续向这个破碎的世界指明耶稣，那最终慰藉与救赎的源头。
译：Alex Liu；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 FAQs: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Mass Shoot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