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又译童妮‧摩里森）不是为我写作的，但她的作品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她不止一次地解释说，她是为美国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而写作的。但是任何有意愿拿起书来阅读的人都可以从她的作品中学到东西。
她把复杂、美丽、有缺陷的——这是所有人类共有的特征——黑人角色带进了美国文学的星条形星图中，也在黑人写作的丰富传统上开辟了新的天地。她的小说、评论和访谈提出了关于人性、神的启示、罪在个人身上和公共生活中的影响以及用我们自己的形象造神这一倾向等等问题，她提出的问题有神学性，又有属灵意义。
她于2019年8月5日去世，她的去世就好像在文学领域里留下了一个大洞。
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性。她还获得了国家书评圈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和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她的书既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也得到了大众的追捧，她所影响的作家作品出现在很多人的亚马逊愿望清单上，也和她一起出现在很多英语文学课的教学大纲上。
莫里森1931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的洛兰（Lorain, Ohio）。她本科就读于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后来又到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Cornell University）。自从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出版后，她就成了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她同时也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教授和编辑。莫里森透过她的编辑工作拓宽了美国文学的视野，发现了托尼·凯德·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和盖尔·琼斯（Gayl Jones）等作家并出版了他们的著作，还在文学界发出了美国黑人的声音，其中包括穆罕默德·阿里的自传——她是这本书的编辑。
她的写作为杜波依斯（W. E. B. DuBois）所认为的“非裔美国人的中心挣扎”提供了一个出路。在他的《黑人民间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 1903）一书中，杜波依斯认为，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是一部由他所谓的“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带来的挣扎史。按照杜波依斯的说法，双重意识就是一种自己的感觉总是被他人的标准来衡量。就非裔美国人而言，“一个人永远感觉到自己的双重性，”他解释说：“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黑人；这是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争斗；一个黑暗的身体里有两个交战的理想。”杜波依斯渴望有一天，他能在这两个世界里居住，没有纷争和冲突。
莫里森对这种困境及其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她在其经典文章《在黑暗中玩耍》（Playing in the Dark , 1992）中解释道：
在“美国”这个词的深处，是它与种族的关联。我们不会简单地说某个人是南非人，我们需要给他加上形容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白人”或“黑人”或“有色人种”。但在这个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美国人的意思就是白人，而非裔人士就需要用好多个连字符连起来的单词来努力地修饰“美国人”这个词，使之能用在自己身上。
让莫里森的小说极具革命性的是，她没有为白人读者写黑人的故事。相反，她坚持为黑人读者写黑人的故事。她拒绝用美国白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她抹去了“非裔”和“美国人”之间的连字符，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力量写作。她的人物美丽、聪明、勇敢，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容易赢得主流文化的信任，而是因为他们有力地实现了他们作为人类生活和行动的自由。
在莫里森的小说世界里，那些寻求美国白人接受的人物往往注定要失败。《最蓝的眼睛》的主人公佩克拉·布雷德洛夫（Pecola Breedlove）被所处的文化深深影响，以至于把白人的身体特征与美等同起来。她膜拜和追求苍白的皮肤与湛蓝的眼睛，她在痛苦和自我厌恶中转向神，请求神把她的棕色眼睛变成蓝色。莫里森揭示，对黑人女性来说，这种对白色的渴望是一种致命的障碍，阻碍了她们看到自己的美、价值和复杂性。因此，该书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即非裔美国人如何在公共领域被代表和得着重视。
《最蓝的眼睛》之后，她写下了《秀拉》（Sula, 1973）、《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和《柏油娃娃》（Tar Baby, 1981）。这些小说通过塑造相互对立的主要人物来抵制关于黑人身份的简单化叙事。秀拉和她的青梅竹马的朋友奈尔高中毕业前一直都是如影随形的好友、闺蜜，奈尔渴望与男友安顿下来，而秀拉想要的却不是他们的小社区所能提供的。秀拉消失了10年，她的归来给他们曾经平静的社区带来了丑闻。“奶娃”和“吉他”代表了《所罗门之歌》黑人社区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柏油娃娃》中，贾丁和“桑”相爱了。她是一个来自世界的、美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他则是一个来自马路的、有着坚韧的思想，经历过生活艰辛的硬汉。莫里森的人物是如此的多面，他们不能被好莱坞、出版业和新闻媒体打造成历史上专属于黑人的单一维度角色。
《宠儿》（Beloved, 1987）至今仍是莫里森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名叫塞丝的年轻、怀孕的女奴带着她的幼女从肯塔基州的一个种植园逃出，却被奴隶主循踪追至的故事。为了使儿女不再重复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毅然杀死了自己刚刚会爬的幼女“宠儿”。怎样的社会能够想象这样的故事？然而这就是内战前的美国，那时，黑人不过是财产。
这就是美国最初的创伤，这个伤口如此之深，需要一场战争才能缝上。但是这样的创伤得到愈合需要多长时间？几十年？几百年？如果伤口永远无法愈合呢？如果重新打开了呢？如果我们想更多了解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制度——译注）、私刑、恐吓选民、大规模监禁、种族定性、选区划分、种族隔离敬拜以及当前关于社会正义的文化战争等等重新撕开伤口的行为，我们最好从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开始，或许特别从读《宠儿》开始。
《宠儿》与《爵士乐》（Jazz, 1992）和《天堂》（Paradise, 1997）奠定了她的三部曲。随后，莫里森又出版了四部小说：《爱》（Love, 2003年）、《恩惠》（A Mercy, 2008）、《家》（Home, 2012）和《孩子的愤怒》（God Help the Child, 2014）。这些书涵盖了美国独立之前（《恩惠》）到韩战之后（《家》）的美国黑人生活。
莫里森在麦克风或摄像机前毫不留情，就像她在这些美妙而可怕的书中一样。她的作品将美国置于一段有些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或者说有些人选择不去回忆——的历史中，不是为了用过去束缚我们，而是为了确保未来的自由只有那些记得的人才能实现。
托尼·莫里森写的书，让美国的历史充满生机，发掘出不该被埋没的东西。她的写作热情和目的是向黑人讲述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她以此创造的艺术可以向大家展示人类灵魂深处最黑暗的堕落以及最具有怜悯的同情心。
在路加福音第10章中，当耶稣被问及谁有资格做自己的邻舍时，他讲述了一个关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要求他的犹太听众面对他们复杂的历史。基督激进的爱邻舍的命令，清楚地表明我们的邻舍是那些历史上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甚至可能把对方视为敌人。但是，要爱我们的邻居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必须先爱神、了解自己。莫里森的小说向黑人读者举起一面镜子，鼓励他们认识和爱自己。对于其他读者来说，他们讲述的是一个邻居的故事。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oni Morrison's Ame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