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跨性別健康领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查报告”发布了。这项由英国皇家儿科医学院（UK’s Royal College of Paediatrics）前主席希拉里·卡斯博士（Dr. Hilary Cass）领导，由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委托进行的研究，旨在弄清楚“如何最好地帮助越来越多正在就自己的性别认同问题而寻求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帮助的儿童和年轻人”。这项为期四年的调查结果写进了一份长达 388 页的报告中，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所言，“对英国直到最近仍司空见惯的做法进行了谴责，而且这些做法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仍然普遍存在。”
本文的重点不是神学或教牧反思，尽管这种反思无疑是重要的，本文也不会对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基础提出质疑——甚至世俗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地提出这种质疑。我的目的只是要表明，卡斯的报告否定了四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本文将阐述：第一，青春期性别焦虑症（gender dysphoria）并不是终生经历；第二，青春期阻滞剂（puberty blockers）并不只是为思考“争取时间”；第三，青春期阻滞剂和跨性别荷尔蒙（cross-sex hormones）并不是“救命”药物；第四，近年来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呈指数级增长的原因并不是社会接受度的提高。最后，将指出卡斯报告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对话，尤其是与那些在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
社会普遍认为跨性别身份认同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这一观念不容质疑。这种说法认为，出现性别焦虑症的儿童或青少年就是跨性别者，因此必须允许他们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但根据卡斯的报告，童年时期的性别焦虑症“并不能决定这位年轻人将来是否会出现长期的性別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也不能断定医疗干预对他们来说是否是最佳选择”（29 页）。
事实上，未成年人的性别焦虑症并非一成不变的现实，绝大多数在童年或青春期经历过性别焦虑症的人成年后都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正如卡斯报告，一项研究表明“发现在初次评估时符合正式诊断标准的人群中，持续率为 10-33%”（67 页）。换句话说，至少有三分之二在孩童时期表明有性别焦虑症的人，在成年后不再有这种症状。大多数人长大后成为了有同性吸引倾向的成年人，他们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67 页）。（与许多世俗学术研究一致，卡斯报告使用了“同性吸引”一词）。
许多医疗机构会例行开出青春期阻滞剂处方给青少年，理由是它们只是“暂停”性发育，为年轻人争取“思考的时间”。如今，全美的中学健康课上都有这种说法。但正如卡斯报告所指出的，“没有证据表明青春期阻滞剂能为青少年赢得思考的时间，而且有人担心青春期阻滞剂可能会改变性心理（psychosexual）和性别认同的发展轨迹”（32 页）。令人震惊的是，“绝大多数开始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的年轻人都从青春期阻滞剂转而使用男性化/女性化激素”（32 页）。此外，青春期阻滞剂可能会对认知发展和生育能力等重要生理方面产生负面影响（32 页）。
那么，为什么青春期阻滞剂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呢？
2011 年，一个荷兰科学家小组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间接受过青春期阻滞剂早期治疗的 70 名患者。研究对象的最小年龄为 12 岁，这些孩子必须符合如下条件：“终生有性别焦虑症，并在青春期前后加重，心理稳定，没有可能干扰诊断过程的严重并发精神疾病，并且得到家人的支持”（68 页）。鉴于“成年跨性别者的精神健康状况不佳，其中大部分归因于他们所承受的少数群体压力和难以以他们所表达/认同的性别来生活”（68 页），其逻辑是，给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的孩子开具青春期阻滞剂能让他们在成年后生活得更为成功，因为他们最终看起来会更像他们想要认同的性别。由于认为服用青春期阻滞剂只是“按下暂停键”，因此开具青春期阻滞剂的理由还包括：在做出有关使用跨性别荷尔蒙的重大决定之前，给年轻人留出思考的时间。
就在荷兰研究报告发表的同一年，英国的一项研究开始对表明有性别焦虑症的儿童使用青春期阻滞剂。2015 至2016 年的初步研究结果并未显示出有任何益处。这项实验发现，98%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的孩子都继续服用跨性别荷尔蒙，这不仅仅是一个中间步骤（71 页）。但这项研究的结果“直到 2020 年才正式公布，当时的结果显示缺乏任何可衡量的积极成果”（68 页）。
与此同时，根据后来称为“荷兰方案”的规定，从 2014 年起，欧美国家开始为孩子们常规性地开具青春期阻滞剂，尽管其中许多孩子“并不符合原始方案的纳入标准”，包括“在青春期之前没有性別不一致病史的患者，以及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和复杂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73 页）。
主张开青春期阻滞剂处方的人声称，青春期阻滞剂能缓解性别焦虑症，改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状况。但是，卡斯报告所依据的系统性分析（systematic review）“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青春期阻滞剂能改善身体形象或性别焦虑症，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证据也非常有限，在没有对照组的情况下，这可能是由于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或伴随的心理支持所致”（179 页）。研究还发现，“青春期阻滞期间骨密度会受到影响”，而且“关于青春期阻滞对心理或社会心理健康、认知发展、心血管代谢风险或生育能力影响的证据不足或前后不一致”（32 页）。
鉴于青春期阻滞剂对一系列健康结果的潜在风险，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于 2023 年 7 月建议只向参与科学研究的未成年人提供青春期阻滞剂（32 页）。随后，英国成为第五个停止在严格控制的科学研究之外对有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的青少年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的欧洲国家。
青春期阻滞剂和跨性别荷尔蒙经常被标榜为拯救生命的干预措施。有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孩子的父母经常被问到：“你愿意要一个活着的女儿还是一个死去的儿子？”或反之亦然。卡斯报告指出：“有人认为，激素治疗可降低这一人群因自杀而死亡的高风险，但所发现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33 页）。
英国 2011 年早期干预研究的初步结果不仅没有证实青春期阻滞剂对精神健康有益，反而表明青春期阻滞剂会使一些年轻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恶化，而非改善。这项研究“并没有显示出精神健康状况的改善，事实上，根据父母所述，一些天生的女性‘内化’状况（抑郁、焦虑）有所恶化。”令人担忧的是，“根据《青少年自我报告量表》（Youth Self Report Scale）显示，在接受治疗一年后，特别是在生而为女性的群体当中，对‘我故意伤害自己或自杀’这一说法评为‘有时为真’的青少年人数显著增加”（70-71 页）。
那么，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青春期阻滞剂是救命药呢？
卡斯报告解释说：“有许多报道称，青春期阻滞剂有利于减少患有性别焦虑症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痛苦，并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些报道给医生们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继续开具此类治疗处方，理由是：不这样做会使青少年面临自杀的风险。”但是，卡斯报告所依据的系统综述发现，“这些研究的质量很差”（179 页）。
研究性别治疗结果的困难之一在于，许多转诊到性别诊所的年轻人还面临着其他挑战。对多个国家的转诊情况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这些儿童表现出的孤独症谱系障碍（AS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焦虑、抑郁、饮食紊乱、自杀、自残和无性向水平高于预期”（97 页）。例如，芬兰的研究人员发现，“四分之三以上的转诊青少年需要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科专家的支持，原因是在性别焦虑症以外的其他问题中，许多问题是严重的、早于性别焦虑症的，并且不认为它们是继发于性别焦虑症的 ”（91页）。同时，研究发现，有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的人患自闭症的“可能性是同龄人的三到六倍。”（93 页）
转诊到性别服务机构的年轻人也很有可能有过“不幸的童年经历”。例如，研究发现，在所有转诊到性别服务机构的孩子中，约有一半曾受到母亲精神疾病或药物滥用的影响，而近四分之一的孩子曾遭受家庭暴力。（94 页）
就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而言，有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青少年的自杀率高于普通人群。但这并不是因为社会对跨性别人群缺乏接纳或未能提供“性别肯定药物”（正如人们经常声称的那样），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其他精神健康问题造成的。最近的一项国际数据研究显示“回顾了 1996 年至 2019 年间所有由性别诊所转诊的青少年（2083 人），并将他们与年龄匹配的对照组（16643 人）进行了比较。”该研究发现，“虽然性别转诊青少年的自杀率高于普通人群，但如果考虑到专科医生级别的心理健康治疗，这种差异就会基本拉平”（96 页）。卡斯报告的结论是“总体而言，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因为在性别焦虑症青年人群和对照人群中，自杀的绝对风险都很低，所以自杀的人数很少，这一点值得庆幸”（96 页）。
流行的说法是，跨性别儿童因为跨性别而承受痛苦，“性别肯定药物”加上社会的接纳将解决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并防止他们自杀。而事实是，许多跨性别青少年除了性别焦虑症之外，还面临着精神健康方面的挑战，而这些其他需求往往被忽视。卡斯报告的结论是：“证据并不能充分支持性别肯定治疗可降低自杀风险的说法”（187 页）。
在过去 15 年里，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整个西方世界，转诊到性别诊所的未成年人数呈指数级增长，男女比例也发生了翻转。在英国，“2009 年，15 名青少年女孩和24 名青少年男孩转诊到英国的性别诊所。但到 2016 年，有 1071 名青少年女孩和426 名青少年男孩转诊。”事实上，“从 2014 年起，转诊到性别认同发展服务中心（GIDS,the 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Service）的比例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大部分转诊者都是天生的女性，在青少年早期就诊”（85 页）。到 2022 年，性别认同发展服务中心收到的转诊数量已接近 5000 例，但由于记录不完整，具体数字尚难确认（85 页）。
卡斯报告指出，社会对跨性别身份的接受度提高是对转诊人数增加的“常见解释”。但是，虽然“对跨性别身份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但在极短的五年时间内，转诊人数的指数级变化远远快于对少数群体接受程度的正常变化。”此外，报告还指出，社会接受度的提高“并不能充分解释（多数转诊患者）从天生男性到天生女性的转变，这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跨性别现象都不同”（26 页）。
那么，是什么推动了这种指数式增长以及（多数转诊患者）从男孩到女孩的转变呢？
卡斯报告指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同伴影响（Peer influence）是非常强大的”（122 页）。报告指出了社交媒体对跨性别儿童的影响，以及社交媒体与一系列精神健康问题的相关证据：
对 20 项研究的系统综述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与身体形象问题和饮食紊乱有关[荷兰与蒂格曼（Holland & Tiggermann），2016 年]。许多其他研究表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年轻人（尤其是女孩）的精神压力和自杀倾向有关，并存在明显的量效关系（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阿比-焦德（Abi-Jaoude）等，2020 年]；也就是说，上网时间越长，影响越大（110 页）。
除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外，“综述还获悉，有女生在学校与其他有性别疑问或跨性别的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后也认定自己是跨性别者”（122 页）。
西方年轻人中跨性别者激增的时间表支持了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假设。报告指出，在英国，“2009 年至 2021 年间，18 岁及以下人群的性别认同障碍患病率增长了 100 多倍。这一增长分为两个阶段：2009 年至 2014 年间逐步增长，从2015 年起加速增长”（87 页）。因此，“英国转诊人数增长的拐点出现在 2014 年，其他几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88 页）。这与西方青少年无限制地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成为常态的时间相吻合。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其新书《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中指出，“女孩的精神健康开始崩溃”（165 页）。事实上，正如卡斯报告所指出的，“性别诊所就诊人数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与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恶化同步”（111 页）。
总的来说，西方青少年跨性别者人数的指数级增长，并不是一直以来在人口中存在比例相同的“跨性别者”，由于现代社会对跨性别者接受度提高了，所以有更多年轻人能够出柜。相反，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它同时损害了Z世代（尤其是女孩）的精神健康，并鼓励青少年将自己的孤独、抑郁和焦虑归因于真实身份与性别身体的不匹配。
记者海伦·路易斯（Helen Lewis）在为《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撰写的文章中称，卡斯报告是“处理争论激烈社会问题的典范：细致入微、感同身受、以证据为基础”，并指出“它将一场政治争论带回到可证明的事实领域。”对事实的关注意味着，卡斯报告能够在有关跨性别青少年护理的错误信息泥沼中，把我们引向坚实的科学基础。它还为那些在跨性别身份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又同样希望关爱那些饱受性别焦虑症困扰、或目前身份认同混乱的年轻人的人们之间进行更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基础。例如，如果你（像我一样）有孩子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上学，卡斯报告可以成为你要求这些学校停止在健康课上告诉孩子们青春期阻滞剂“只是按下暂停键”的坚实基础。
尽管许多关于有跨性别身份问题青少年的说法都没有得到证据支持，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青少年是一个脆弱的群体，他们需要关爱——尽管不是以可能造成终身影响的医疗干预的形式。对于受社交媒体引导而有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的孩子，我们必须花时间仔细倾听他们的感受。他们可能因互联网经历而患上抑郁症、焦虑症或对自己身体产生担忧。由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为人父母，就需要为孩子们设置社交媒体的使用界限，或将社交媒体完全从孩子的生活中移除。
虽然青春期的性别焦虑症并不能决定成年后的经历，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可能非常痛苦和令人沮丧。可悲的是，一小部分人会终生与这种感觉作斗争。承认这种经历的真实性并不要求我们同意跨性别男孩是真的女孩，或者反之亦然。但这确实意味着愿意倾听人们的感受。
我们也不能忘记，有些孩子天生患有性发育障碍或是双性状况（intersex condition），这意味着他们的身体并不完全符合男性或女性的标准。这些孩子往往会夹在中间。处于这种状况的基督徒父母不得不为他们的孩子做出艰难的医疗决定。在更广泛的文化中，有人想利用他们来证明跨性别身份的合理性；而在基督教文化中，有些人则会嘲笑竟然有人对自己的性别产生疑问。我们需要对自己进行性发育生理障碍方面的教育，这样我们才不会过于简单粗暴地应对这场对话，也不会无法为这些家庭提供支持。
总之，无论是日常生活中与我们的孩子，还是与我们的邻居、同事、朋友或公立学校的管理者进行谈话，当谈到跨性别青少年时，卡斯报告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让我们能够进行更有果效的对话。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追随者，我们就必须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涉及跨性别身份医学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时，卡斯博士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真相。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爱给出去。
译：北落师门；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ransgender Meds for Kids? 4 Findings from New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