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曾被大英图书馆誉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著作，却险些在问世之前就毁于一旦。这就是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于 1526 年翻译的英文新约圣经。今年恰逢这部译作问世 500 周年。当时，丁道尔流亡德国。首次付印时，新约才印到《马太福音》22 章，科隆的印刷所就遭到天主教支持者突袭。他带着尚未出版的手稿，侥幸逃脱。后来，译本秘密运入英国，又遭到查禁和焚烧。
丁道尔直接从希腊文原文翻译的新约奠定了此后所有英文圣经译本的基础，直到 20 世纪中叶动态对等译法兴起，才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丁道尔翻译理念的思路。随着这部秘密流入英国的译本逐渐传开，人们归信了基督，宗教改革的教义也扎下了根。
丁道尔同时掀起了一场英语革命。“没有丁道尔，就没有莎士比亚”，这句话在英语学者中广为流传。如果没有丁道尔在 16 世纪初推动语言变革，就不会有那个世纪末英语的繁荣。
但较少有人注意到，丁道尔之所以能如此出色地驾驭英语，很大程度上正是翻译圣经的成果。若没有丁道尔和他这项非凡的翻译工程，很难想象今天的英语文化会是什么样子。他的故事再次见证了圣经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在 1526 年新约译本的序言中，丁道尔为自己的译作致歉，称呈献给读者的作品仍然“粗陋”。他甚至表示，希望这部译本不至于“冒犯”读者。
但丁道尔担忧的许多不足，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所承认的，其实是当时英语正处在从中古英语向现代英语过渡的阶段。拼写、语法和标点都还很混乱，没有统一规范。就连丁道尔自己的名字，也有四种拼法。
想体会 16 世纪初的英语行文与今天有多大差别，只需再读一读他的序言。他写道：“日后，若神命定我们做这事，我们必使它具备完整的形貌；凡添得多余的，就删去；凡因疏忽而遗漏的，就补上。”即使把拼写改成现代形式，这段英文仍然难懂。
仅仅 35 年后，《日内瓦圣经》的序言同样谈论圣经，文字却已流畅娴熟。例如，序言这样形容圣经：“它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天国的钥匙，是患难中的安慰，是抵挡撒但的盾牌和利剑，是教导一切智慧的学堂……是我们灵魂唯一的粮食与滋养。”前后两者的英语表达，差别令人惊叹。
这并不是因为日内瓦圣经的译者比丁道尔更精通语言。事实上，丁道尔的语言造诣无人能及。除了母语英语，他还能用拉丁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读写交谈。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人曾说：“无论他说哪一种语言，你都会以为那是他的母语。”
日内瓦圣经序言之所以如此流畅，恰恰是因为丁道尔的新约开启了那场语言革命。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约翰·斯特赖普（John Strype）生动描绘了丁道尔圣经如何受到欢迎，也间接说明了丁道尔如何改变整个民族的语言：
看见这部上帝的书在整个英格兰……受到普通百姓如此欢喜的接纳，实在令人惊叹……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神的话，纷纷涌向有人朗读圣经的地方。凡有能力购买的，人人都买了一本……就连小男孩也跟着众人，一群群地前来聆听圣经片段。
丁道尔的圣经译本成为更新生命的器皿，也重塑了英语。
然而，翻译这项工作也塑造了丁道尔本人。他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驾驭现代英语这门新兴语言的才华。值得庆幸的是，他把最好的文字留给了圣经本身。
但丁道尔写宗教论著时的文风，与他翻译圣经时的文风，却大不相同。以下这段文字出自 1526 年新约译本的序言，可以看出他在圣经翻译之外如何行文：“那些在基督教信仰上有学问的人，我恳求他们，因为我确信，我的良心也为我作证，我是怀着纯洁的意图，专一而忠实地翻译这书的。”
再翻开丁道尔的新约，读到的却是这样的文字：“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3–5]）还有：“But ye are a chosen generation, a royal priesthood, an holy nation, and a peculiar people, that ye should show the virtues of him that called you out of darkness into this marvelous light.”(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
丁道尔自己也曾暗示，他在英语表达上的成就来自圣经。他写道，圣经原文的“表达方式”与英语如此契合，以至于“在上千处经文中，你只需逐字译成英语”，就能使译文“优美悦耳……意义清楚，明白易懂”。
“没有丁道尔，就没有莎士比亚”这句名言，容易让人以为丁道尔只是先驱，是为后来者铺路的人。这并不符合事实。莎士比亚在丁道尔的贡献之上有所增添，却没有取代他。类似地，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的新约，不只是受益于丁道尔精湛的翻译技巧和英语造诣，而且有八成多的用词沿用了丁道尔的译文。
同样，莎士比亚为英语增添了 1,700 个新词，丁道尔也贡献了大量新词。牛津英语词典数千次引用他的文字，将其列为某些词语或短语最早的用例之一。英语中的intercession（代求）、beautiful（美丽的）和brokenhearted（伤心的），都出自丁道尔之手。今天，人们使用耳熟能详的英语说法时，引用丁道尔的机会，比引用莎士比亚还多。例如，“时代的征兆”（the signs of the times）、“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a law unto themselves），以及“世上的盐”（the salt of the earth）。
无论对丁道尔还是莎士比亚而言，出色的语言都不是附属品，而是作品不可或缺的核心。文字的光彩，使内容的伟大得以彰显。这让我想起一位出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女演员在电视访谈中说过的话：“你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可演的角色，还需要那些台词。”莎士比亚的文字兼具真实与美，丁道尔的新约译本也是如此，这正是我们在今年这个周年纪念中所珍视的。但丁道尔新约中的话语，不只真实而优美，更是永生之道。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No Tyndale, No Shakespeare’: How the Bible Made Modern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