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玩芭比娃娃长大的。和许多正在阅读本文的女性一样，我有过许多芭比娃娃，以及芭比梦幻屋、敞篷车、游泳池和一个“肯”娃娃（美泰公司卖出芭比和肯的比例是 7:1）。一代又一代的大人孩子们聚在彼此的卧室内，为芭比创作故事并演绎出来。我们频繁更换芭比的衣服，为自己的这一塑料藏品创造美好生活。透过它们，我们想象自己的未来。芭比实现了其创造者露丝·汉德勒（Ruth Handler）激励女孩走向成功的愿望。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与芭比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甚至冷淡了。一开始，这只是因为我们不再玩装扮娃娃的游戏。但后来，我们长到十几岁，成了青少年。与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导演的电影《芭比》中芭比的经历相似，我们走出了游戏的天堂。在天堂里，一切都是照着我们的理想和梦境造的。而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
从现实中，我们获得了令人不快的知识——我们的眼睛明亮了。芭比激励人心的特质被某些阴暗的东西抵消。正如坏脾气少女萨莎（阿丽亚娜·格林布拉特饰）第一次见到芭比（玛格特·罗比饰）时对她说的那样：“自从你被创造出来，你就一直让女性感到自卑......你摧毁了女孩天生的价值感。”
芭比娃娃是好是坏？这是此次新片提出的众多哲学问题之一。或许你认为，观众不愿在观看《芭比》电影时思考沉重的话题，但请注意，《芭比》是2023年迄今为止的首周末票房冠军，也是影史上女性执导的最高票房影片。显然，格蕾塔·葛韦格（曾执导《伯德小姐》《小妇人》）触动了人们的心弦，在社交媒体上激起了大量讨论，引发了无数热议。
在电影中，芭比获得的新知要求她离开芭比乐园，前往真实世界。肯（瑞恩·高斯林 饰）与她同去，但在芭比回归之前就返回乐园，建立了“肯王国”（Kendom），结果导致了一场两性间的权力斗争，因为所有的芭比和肯都试图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目的和位置。影片虽然情节平淡，但却提出了不少重大问题。无论在网络还是现实生活中，《芭比》都引发了大量讨论和争议。它迫使人们开展一场与教会相关的对话——然而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芭比娃娃是好是坏？答案：这很复杂。这部电影及其揭示的所有主题也是如此。葛韦格始终不愿给出明确的结论，反而强调当前文化阶段中，男女与自身、与彼此关系的复杂性。
葛韦格拒绝简单的“赞成”或“反对”，这是本片最大的优点（当然，除了瑞恩·高斯林版海滩肯的夸张搞笑表演之外）。以下是片中葛韦格导演探讨的几个主要话题：
女性主义
芭比本身是女性主义（feminism）的代表，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设计初衷是让小女孩在与作家芭比、医生芭比、物理学家芭比玩耍互动时，能够畅想自己长大后的生活。不过，这部影片令观众不禁要问：“女性主义是好是坏？”影片并未给出整齐划一的答案。它似乎在说，如果女性主义能帮助小女孩自我实现、成长为担任各类角色的人物，那就是好的。但如果女性主义声称不需要男人，那就是坏的。正如影片中的所有争议话题一样，对女性主义的讨论也包含多个层次。
为人母
部分观众称，该片反对为人母。这一说法可能有些道理。怀孕芭比遭到边缘化、被叫做怪胎。影片开头一幕并不希望小女孩仅仅将自己视为婴儿的母亲。
另一方面，人类母女关系（亚美莉卡·费雷拉与阿丽亚娜·格林布拉特分饰母女）的发展十分甜蜜。大多数母女都能从她们的互动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至少能看到一点点。她们走到一起，为彼此和所有女性加油助威的方式也很动人。影片结尾处的蒙太奇剪辑令许多观众潸然泪下。它传达了这一信息：“作为女性，成长十分艰难，但也非常美好。”许多人看完电影后更加珍惜母爱。芭比的创造者对芭比说：“我们作母亲的，会静静地待在原地，好让女儿转身回头时，能知道她们走了多远。”
父权制
《芭比》电影最令观众评价两极分化的方面，是其对男性的刻画。确实，片中没有真正优秀或聪明的男性角色（也许艾伦除外）。和玩具的设定一样，片中的肯也是芭比的附属品，他们的形象体现了“只以与他人关系定义自我”的样子。
但若说本片不好，因为它让男性看起来很糟，那就完全忽视了肯与他的肯王国的意思。葛韦格希望我们思考生活在他人阴影之下的感受。即使在2023年，许多女性也常有这一感受。若说《芭比》诋毁父权制、推崇母权制，未免太简单化。影片清晰地展示了这两者对谁都没有好处。
值得剖析的主题还有许多，影片邀请我们从多角度反思这些问题，绝对宣扬其中的任一主题，就是拒绝这一邀请。过早宣称“这是好的！”或“这是坏的！”会阻碍有关身份与性别、男女如何和谐共处甚至为彼此呼吁的重要对话。文化当然需要这些对话。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承认，教会也需要这些对话。
在过去 25 年里，有 4,000 万人不再去教会，其中 10% 说他们离开教会的原因正是教会厌女。目前，美国不止一个主要的基督教派深陷泛滥的性别歧视和性虐待丑闻。据说全国各地参与事奉的女性会告诉你，她们不知道如何在教会中发挥作用，因为教会（无意或有意地）教她们将自己视为威胁和诱惑者，或使她们认为自己不如男性同工。我们一时太易感，又感受得不够多。（假如我们当中有人参照亚美莉卡·费雷拉那篇花火四溅的独白，为参与服事的女性写一仿作，倒可能有治疗的功效。）
《芭比》电影引发了一场关于个人身份以及男女共同身份的对话。无论在教会内部还是外部世界，我们基督徒都拥有参与这场对话的工具，然而我们愿意参与吗？我们愿意深入思考、耐心倾听、坦诚分享吗？
《芭比》中有一条重要线索，即思想造物与造物主、思考亚当与夏娃间的关系、探索所有问题中的终极疑问：我们为何而生？影片充满了灵性和人类学问题，答案却很难找到。
《芭比》激发了如此之多（有时互相矛盾）的解读，或许恰好证明了我们在这些话题上“无所适从”的文化困惑。人们努力寻找可靠的进路解决身份认同的棘手问题，在这样的文化中，难怪《芭比》——就像我们从前过家家时玩的芭比娃娃一样——其意义基本由观众决定。没有上帝和圣经的引领，人类身份（包括性别）和目的的问题便沦为了主观臆断。
尽管电影没有给出有关生命、性别等重大问题的明确答案，但基督徒不应迷茫。我们认识创造我们并为拯救我们而死的上帝。我们知道人被造的目的。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都是好的、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彼此。我们有上帝的圣灵和圣言指导我们同心协力完成使命。
让我们并肩站立，乐意彼此尊重、热心为彼此代言，而非陷入血气易生的性别隔阂与猜忌。让我们反对教会版的“芭比乐园”与“肯王国”，在那些地方，男人和女人互相对立。面对复杂问题，让我们抵制草率和过于简化的回答。让我们彼此倾听。我们本是弟兄姊妹，让我们也按着弟兄姊妹的样式彼此相待吧。
译：Alice；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hristians Should Welcome the Conversations 'Barbie' Sp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