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基督徒而言，宗派似乎是一个很古旧的东西。它不像黑胶唱片和安全剃须刀那么可供耍酷的古旧，而是已经过时且而毫无意义的陈旧——就像黄页号簿和录像带那样。那么，宗派是不是真的已经过时了呢？宗派还重要吗？
谈到宗派，美国新教历史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福音派雏形”时期，大概从1600年到1720年。在这个时期，旧大陆的宗派传统开始在新大陆得到发展。“福音派复兴”时代，大约从1720-1820年，期间经历了两次大复兴、美国独立战争，这两者带来了跨宗派的福音派兴起，从某方面而言，福音派这一身份超越了原先特定的宗派传统。然而，人们的宗派身份依然明显。接下来一直到19世纪末，就进入了“宗派-福音派大辩论”时期。在这时期，不同宗派之间互相争竞、彼此挑战；几乎所有的新教宗派在靠新教移民的涌入抵制着天主教的扩张；而各宗派内部的福音派基督徒们则对自由主义神学越来越警惕。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镀金的时代”。
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可以称为“泛福音运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宗派间的相互较量、跨教会事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反共产主义运动等因素结合起来，致使不同宗派背景的福音派之间建立了更牢固的联系。越来越明显的是，那些在神学上保守、并持守传统道德的浸信会人士、循道会人士、长老会人士之间的共识远比他们与自己宗派中的“自由主义神学”和“现代派神学”人士要多得多。这直接导致了现代“后宗派”时期的到来，这一时期可以算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后宗派”时期，宗派身份变得更加模糊和流动，甚至美国许多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教会都不持守任何一个宗派传统。
明显地，至少现在看起来，宗派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但我认为，如今在福音派中恢复宗派身份的时机已经成熟。接下来，我将把自己的宗派——美南浸信会（SBC），作为案例来分析，然后将我的观点应用到其它宗派身上。
直到最近，美南浸信会才开始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并在治理上形成体系。美南浸信会的教会间联系大多是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的，只是比彼此孤立要好那么一点点。虽然有个别的美南浸信会参与了泛福音派运动，但大多数都专注在自己的宗派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本宗派的大佬把福音派这个词斥为“北方佬的话”并且一举成名。然而到了80年代，美南浸信会不知不觉陷入了关于圣经无误、性别角色和文化参与的内部争论之中，苦不堪言——当然，这些话题也成为更广泛的福音运动中争论不休的议题。于是有人开始质疑美南浸信会到底还是不是福音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1982至2011年间，出现了三本不同的书，其中一些章节，甚至整本书都专门讨论了上面说到的这一话题。此外，不少学术期刊和其他杂志也都刊登了有关这一话题的一些独立论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神学保守派渐渐在美南浸信会占主导地位，质疑美南是否还持守福音派基本信仰的声音逐渐减少。几乎所有的美南浸信会教会（盼望是这样）都欣然肯定圣经的绝对权威，强调福音信息及其更新的大能，以及对福音和宣教使命的委身。这些认信都很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它们与浸信会的神学认信有怎样的关系呢？这些神学认信包括（但不限于）教会单单由信徒组成、唯独门徒受洗、地方会众自治，以及对政教分离的承诺。
长期在美南浸信会的神学家詹姆斯·利奥·加勒特（James Leo Garrett）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在神学上美南浸信会的确是福音派，但却是加勒特所称的“有宗派的福音派”（denominational evangelicals）。总的来说，我们用浸信会的身份来过滤我们的福音派身份。泛福音派运动几乎没有提及地方教会或圣礼的重要性，他们或许是为了某个好的目的而解释说：教会论和圣礼论是用于区分不同宗派传统的重要教义。但是浸信会在涉及教会论的事情上从来都不会仅仅当作一种传统来处理。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名确信传统浸信会认信基督徒，就是一个福音派基督徒。但请注意，他不是那种参与跨教会事工和特殊事工机构的福音派，比如“战后福音派”（postwar evangelicalism）；而是肯定地方教会的中心地位、看重宗派传统的福音派。我们是浸信会的福音派，而不是碰巧到浸信会教会聚会的福音派。借用长老会神学家麦克·霍顿（Michael Horton）的比喻，就是我们重视福音派的“绿色村落”，但却无意于搬出位于城市广场的美南浸信会会堂。（意思是我们看自己为福音派的一员，但是是作为美南浸信会的一部分。——译注）
可以肯定的是，美南浸信会不是唯一的宗派性福音派。我大多数长老会和圣公会的朋友都是宗派性福音派，卫理公会和五旬节派的许多朋友也不例外。不管后宗派主义的先知们可能会说些什么，但对于无数福音派来说，宗派仍然很重要。将来有一天神会让我们完全了解哪些是第二重要的，哪些是第三重要的教义，但这些教义的区分的确导致今天的真基督徒认同不同的宗派。我想说，在目前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宗派是非常好的。
在重塑社会道德的过程中，美国正在迅速地抛弃她的传统。作为一个大嗓门的浸信会基督徒，我并不认为美国像某些保守派政治活动家所标榜的那样，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否认，基督教的世界观曾经对美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非一直持续不断。正如美国歌手鲍勃·迪伦所说，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过去，福音派信徒可以依据大文化来理解我们的大部分术语，大文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上帝，并与我们的一些道德观念产生共鸣。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公开布道已经受到挑战，但却给我们带来忠实履行大使命的好时机。像教会历史的初期那样，做基督徒又开始变得另类。但是我相信，这对保持宗派身份来说将是件好事 。
从根本上讲，宗派就是信仰的团体，他们信奉某些教义、传统、习惯和优先顺序。无论是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圣公会、神召会、还是路德宗，如果认真思想，就会发现这些标签实际上有其意义。在战后福音派和最近的后宗派主义时期之前，这些宗派的标签都表明了他们是某种类型的基督徒。在不同的程度上，各宗派都有自己的根，在一个急于摒弃自己传统的文化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些宗派传统都尽他们的努力有意地延续大公教会的伟大传统，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将不在这里展开。
与上一代人相比，如今在美国公开地做一名认真的基督徒更加困难。几乎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我们的文化将变得越来越反基督。根据圣经，我们不该对此感到惊讶。我觉得，只有具有浓厚宗派身份的教会，才能更好地教导和训练门徒，使他们在美国这个大巴比伦的社会中敬虔度日。我们应该回到圣经，回归基督教传承的精华，然后才能往前行。虽然独立教会或跨教会事工并非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某个宗派的教会做起来会更为自然些，因为一切必要的脚手架都已经预备妥当了。
虽然我相信宗派性福音派是一条进步之路，但是有些福音派人士提出合理的担忧，担心这会带来宗派主义。作为传统宗派中的一员，我有时也会被人认为有狭隘的宗派主义思想，其实我对此已经小心谨慎了。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宗派主义的危险还不是那么严重，至少对有宗派的福音派人士的影响不大，但是，文化堕落、对宗教自由的威胁以及灵性的极度低落，都说明了一个需要，那就是提摩太·乔治所说的“战壕的广泛性”。广而言之，虽然乔治是指福音派、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在文化战争中的协同合作，但是我认为他的观点更适用于福音派内部的合作。
当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准备签署《独立宣言》时，据说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讲了这番话：“我们要么必须切实地‘搅’（团结）在一起，要么可以确信地说，我们会被分别绞死。”宗派性福音派终将会认识到，相似的原则正在当代文化中发生作用。
宗派间的差异不会消失，毫无疑问，我们也将在基督的“大家庭”里继续谈论那些使我们宗派不一样的教义和实践。但是各宗派将比任何时候都团结一致，共同传扬福音，服事有需要的人，反对邪恶与不义的事情，从而向周遭的文化做见证。我们付不起回到宗派主义的代价——那实在是太高昂了。宗派的身份将有其重要意义，但相形之下，“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2:15）是我们最重要的追求。
译：疏少勇；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Denominational Identity Still 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