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者和神学生向来重视解经。查尔斯·司布真曾称解经家为“一支荣耀的大军……与他们相识,会让你喜乐,也使你受益”。他说,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的解经书应当“用链子拴在教堂的附室里,供所有人阅读”,也把约翰·特拉普(John Trapp)的著作视为自己“格外珍爱的良伴与宝藏”。
今天,牧者仍在阅读亨利、加尔文等人几个世纪前留下的经典。与此同时,近年出版的大量解经书和独立著作,也为研读圣经的人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带来了各不相同的观点。借用古代传道者的话来说:“著解经书多,没有穷尽。”
为重要著作撰写注释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雅典,后来又经亚历山大的文学学者进一步发展。古代最多产的注释家亚历山大的狄迪摩斯(Didymus of Alexandria),一生写下了三千五百至四千部著作。早期基督教的解经家则包括三世纪初的罗马的希坡律陀(Hippolytus of Rome)和俄利根(Origen):前者为《但以理书》作注,后者则注释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和《罗马书》。
解经书最基本的作用就是解释著作。撒摩特拉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为《伊利亚特》(The Iliad)作注时,力求“以荷马解释荷马,用他自己的作品来阐明他的意思”。解经家则以利未人为榜样:“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8)
一些著作对特定的读者群体十分重要,却又因年代久远、语言不同或内容艰深而不易理解,因此需要有人加以注释。一世纪希腊化世界的读者,就会借助注释来理解荷马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今天的基督徒所读的,是几千年前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写成、具有权威的圣经,岂不更需要好的注释来帮助我们理解吗?
解经书种类繁多,各有侧重:
有些丛书兼顾多个方面,特别适合牧者和神学生使用,例如《贝克释经注释》(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柱石新约注释》(Pilla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宗德万释经注释》(Zondervan Exegetical Commentary)和《新国际注释》(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无论侧重点是什么、面向哪些读者,解经书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帮助读者读懂经文,明白其中的意思。
G. 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有句著名的俏皮话:“福音书作者约翰在异象中见过许多奇形怪状的怪兽,但没有哪一只比那些为他作注释的人更离谱。”(我正在撰写启示录注释,这句话真让我警醒。)写注释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除非你是狄迪摩斯。解经书的不足和局限,也招致过不少严厉的批评。
例如,玛丽塔·马泰森(Marita Mathijsen)就列举了解经书写作的“七宗罪”:
新约解经还可能陷入其他误区:把经文拆得支离破碎,只顾逐字逐句分析,让读者见树不见林;或为了标新立异,追逐最新的释经潮流。
那么,好的解经书是什么样的?它会结合上下文和历史文化背景,忠实、清楚地解释经文。它不会只是重复前人的观点,而是在了解学界相关讨论的基础上,严谨、细致地研读经文,提出新的洞见。
可靠的解经书是神学藏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与常用的原文词典、圣经辞典,以及历史神学、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和教牧神学著作同样重要。不过,查阅注释再有帮助,也不能代替我们亲自下功夫,在祷告中仔细研读圣经原文和优良译本。
正如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本格尔(Johann Albrecht Bengel)的名言所说:“全心投入经文,让经文应用于你的全部生命。”牧者和神学生应当先仔细思考经文的上下文,梳理其中的思路,认真探究经文在说什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样,才能充分受益于那些有智慧、有学识的注释。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hy Use Bible 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