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姗（Kusum，出于安全起见本文均使用假名）是印度中部人，身高还不到五英尺（152.4厘米——译注），穿着翠绿色的纱丽，搭配着一条紫、金、绿三色的杜帕塔围巾，鼻洞上挂着有三个小珠子的坠饰。
顾姗的形象是这个有绚丽色彩和丰富传统国家的典型代表，然而却有一件事让她与众不同。
她是基督徒，不是印度教徒。
顾姗出生在一个印度教家庭，但是在她11岁的时候，因为偷偷参加了一个基督教会的敬拜而归信了基督。对顾姗而言，这信仰同时给她带来了无法言喻的逼迫和百折不摧的盼望。
在印度超过十亿的人口中只有5%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有的时候甚至到了危险的地步。
从许多方面而言，印度像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火药桶。
总理莫迪（Modi）在2014年当选，许多人认为这等于默认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流地位（这一主义本质上认为印度必须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并进而排斥一切其他宗教）。自从选举获胜后，莫迪越来越接受极端宗教主义。国大党带领的印度政府里有一些极端领导人甚至向非印度教的宗教宣战，企图在2021以前摧毁境内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及所有其他宗教。
此外，印度几乎挤进2018年“全球守望名单”前10名，这是“敞开的门”（Open Doors）组织针对全世界逼迫基督徒的国家所作的调查报告排名。由于印度教激进分子对基督徒的逼迫日增，印度前进到第11名，仅次于伊朗和也门。（2019年，印度进入第十名。——译注）
印度教国家主义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上升，使得基督徒，和伊斯兰教信徒处于危险的景况，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就会失去身为印度人多方面的公民权益。
像顾姗这样一个住在乡下的女人，她被绝大多数是印度教徒村民的村庄包围。这些人有满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结，甚至也有暴力相向的时候。
照着印度的风俗，顾姗很年轻时就结婚了，16岁生了第一胎，是个儿子，四年以后顾姗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他出生以后不久，丈夫就得了不治之症过世。村里的其他居民都知道她是基督徒，知道她曾说服丈夫跟她一起上教会，所以与顾姗同村的居民，不但没有在她处于丧夫之痛时安慰她，反而归咎于她的基督信仰，相信她受苦是因为信耶稣，也相信她的信仰在给村庄带来咒诅。
顾姗说：“他们认为是我害死了丈夫。”
印度曾经在甘地等积极份子的领导下，以强调人权和相互宽容著名。但如今印度在尊重宗教自由的事上已与当时相去甚远。
甘地曾经说：“互相宽容是让不同信仰的人互为好邻舍、好朋友的唯一途径。” 然而那是昨日的印度了，虽然印度宪法确保宗教自由，但实际状况则大相迳庭，且日渐严重。
顾姗在丈夫死后尽她所能地抚养两个儿子，但她的信仰成了她的障碍。每当雇主发现她不是印度教徒而是基督徒时，事情往往急转直下。顾姗分享说：“我起初作厨师，后来他们把我解雇了。之后我在一所学校得到另一份工作，但还是被踢出来了。他们说这都是因为我不肯放弃基督信仰。”接下去的五年，顾姗得拼命赚钱养活儿子。
接着在2015年的夏天，医生诊断出她的小儿子患了镰状细胞贫血症，不久后去世，她的心都碎了。
当她从医院回家，要埋葬儿子时，村里的人不许。顾姗用颤抖的声音回忆他们的话：“你的信仰为家人招来咒诅，所以你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
最后，村子的领导逼着她把儿子的尸体带到村外，并且不许任何人帮助她。于是，顾姗孤单单一人抱着儿子，掘了一个坑，把5岁的儿子放进去，掩土埋葬了。顾姗说：“当时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不久之后，她在家里听见敲门声，是她的公公，手里挥着斧头，气愤愤的威胁要杀她。因为她的基督信仰，他把儿子和孙子的死都怪罪在顾姗身上；顾姗为了保命，躲到屋子黑暗的一角绝望地祷告。
“我只确定一件事，”她说，“我绝不背叛耶稣，尽管经历这么多悲剧，他从未让我失望过。”
最后，她的公公带着斧头离开了。一直到今天，她不知道他或其他人会不会再回来杀害她。
儿子的死仍然叫她心碎，她说：“我好想他，我听见他说话，看见他，感觉他坐在我腿上。圣经告诉我神不会把他带回来我身边，但神会把我带到他那里去；神给我力量。”
顾姗代表今天在印度追求信仰自由的千百万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但是对印度的基督徒而言，这将是要付上代价的事。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基督徒被边缘化、被逼迫、被鞭打、被虐待、甚至为他们的信仰被杀害。像顾姗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要以祈祷、支持、同心与普世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并肩作战。
毕竟，若一个肢体受苦，我们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欢乐，我们一同欢乐。
如今，顾姗独自住在原来的村庄，她的大儿子在寄宿学校受教育，村民仍然不接受她的信仰，但她还活着，顾姗说：“神给了我力量。”
她又说：“我很感恩，因为耶稣看我配为他受苦。”
译：丽文；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Young Mom Clings to Christ as Tolerance Shifts in In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