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一个基督教男性团体中发表了一场关于美德的演讲。该团体的大多数成员与我一样，持有保守的神学和政治观点。虽然整个演讲获得了普遍好评，但出人意料的是，问答环节中我的一个回答引发了最热烈的反响。
有人问我，基督徒应该看什么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又该避开哪些。对此，我没有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是提出了一个自我检验的方法。如果你看了包含粗口、暴力、裸露、强烈性内容的节目，这些内容是左耳进右耳出，还是会在你脑海中挥之不去，甚至让你念念不忘？如果是后者，那么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接着，我把话题引向了政治领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尽管我通常认同保守派新闻节目和电台脱口秀的观点，但是时不时的，我需要让自己“禁食”一下。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摄入这类内容。如果我遇到一位新信徒，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时，我就知道又该“禁食”了。
美国亚马逊网站对本书的介绍如下：
《温和的说服：后基督教时代的基督徒影响力》
蒂姆·穆尔霍夫、理查德·兰格 著
在更广泛的文化中如何看待基督徒？我们对各种可能性感到脸红。被洗脑的狂热分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忠实地为耶稣作见证的使命因持续存在的（并非完全毫无根据的）文化成见而变得复杂。
在这本及时的书中，蒂姆·穆尔霍夫和理查德·兰格提出了我们与主流文化的互动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怎样才能同时具有说服力和文明性？我们应该如何回应那些嘲笑和讽刺我们的人？我们怎样才能以爱和尊重挑战其他群体的信仰？穆尔霍夫和兰格提出了一个融合传播理论、神学和圣经的文化交往模式。
IVP学术出版社（IVP Academic 2017）219 页。
我一句随口而出的话却在团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这群保守派男性常被媒体描绘成冷酷无情，但我发现他们其实衷心渴望在公众面前展现良好形象。他们深知，要在世俗社会中真正成为盐和光，关键在于保持思想纯洁，充满圣灵的恩赐，而非被党派政治情绪所左右。
仅仅一周后，我翻开了蒂姆·穆尔霍夫（ Tim Muehlhoff）和理查德·兰格（Richard Langer）合著的《温和的说服：后基督教时代的基督徒影响力》（Winsome Persuasion: Christian Influence in a PostChristian World）一书。穆尔霍夫是比奥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传播学教授，兰格则是泰尔博特神学院（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圣经与神学研究教授。他们的这本书针对的是那些为基督教道德基础衰败而忧心忡忡，同时对当今公共领域充斥的无礼、谩骂、恶意感到不满的信徒。
作者以既温和又有说服力的方式，为福音派信徒指明了一条与持不同信仰者进行有效对话的路径。他们清晰地界定了相关概念，将论点置于古典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和现代传播理论的框架下，列举了与世俗世界交往的圣经原则，并提出了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具体方法。
但他们并未就此止步。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通过四个案例研究，生动展示了基督徒如何彻底改变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从而将这些原则和实践具体化。这种方式使得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应用。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他的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 ）如何说服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故事，大多数读者都耳熟能详。这个愿景花了 40 多年才得以实现。然而，威伯福斯为达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所采用的说服方法，却鲜为人知。
威伯福斯没有将对手妖魔化，而是巧妙地与看似不可能的盟友建立了“松散联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福克斯的放荡生活与威伯福斯改革英国风气的理念大相径庭，但在废除奴隶贸易这一点上，两人却站在了同一阵线。威伯福斯愿意“跨越鸿沟”，与一个价值观不尽相同的人合作，这使得两人培养出了“一种超越个人、道德、宗教和政治分歧的深厚互信。如果没有福克斯的支持，威伯福斯很可能难以成功。”（146 页）
威伯福斯以基督般的谦逊态度，拒绝抨击那些不支持废奴的人。在他向议会作开场白时，尽管列举了大量揭示奴隶贸易残酷性的铁证，但他并没有“诉诸义愤填膺的言辞”（148 页）。威伯福斯将自己也列入应为奴隶贸易负责的人之中，“把焦点放在奴隶制本身的道德问题上，而不是指责同僚和同事的道德”（149 页）。正如作者所阐述的，威伯福斯始终避免将事业演变成个人恩怨，也不采取会疏远议会成员的非黑即白的立场，因此能够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赢得同僚的支持（150 页）。
同一时期在美国，废奴运动找到了最具魅力和说服力的代言人，她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小说家：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又译斯托夫人）。她没有站在房顶上大喊世道不公，也没有用冷冰冰的数据去说服人们，而是创作了一部小说，赋予奴隶以人性，让南北方的美国人都能对身陷奴隶制苦海的人产生同理心。她既打动人心，又启发思考，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废奴运动中来，而不是被说教逼迫着加入。
穆尔霍夫和兰格指出了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是改变人心的关键所在。斯托“既不妖魔化南方，也不美化北方。她不仅避免在书中将北方白人道德高于南方白人，还打破了几乎所有的传统刻板印象。”斯托没有将责任归咎于某个地区或某群人，而是指出“奴隶制毒害所有它接触到的人：不分黑白、男女、老幼、信仰与否。她邀请读者站在同一立场上，抛开人身攻击和刻板印象，单纯地思考奴隶制本身的利弊”。（127 页）
书中另外两个案例研究可能不太为人所知。作者带我们回到了五世纪，讲述了一个真实而又令人惊叹的故事——圣帕特里克的故事。帕特里克年轻时被绑架，被卖到爱尔兰为奴。他后来逃脱险境，获得了自由。做了神父后，他却主动选择回到那个曾经奴役他的野蛮残酷的岛屿。帕特里克面临的处境，就像作者所说的“孤立的少数”：他“代表着少数人的观点，却希望与持主流观点的人对话”（14 页）。
通常，这样的少数群体容易转向内部，发表“私密的、隐蔽的言论，这些言论往往措辞尖锐，充满对他人的不恰当描述或刻板印象”（19 页）。然而，帕特里克和他的同伴们却在这个饱受战争、暴力和人祭之苦的岛屿上，创造了和平、爱和希望的避风港。他们建立的凯尔特修道院，为那些生活在人间地狱的人们提供了“天堂的缩影”（46 页）。帕特里克本可以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对罪恶的爱尔兰人口诛笔伐。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从内部改变爱尔兰的文化。
帕特里克是通过“在地方层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这种改变的。“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整个爱尔兰的归信，但他的策略始终是从小处着手，在本地社区中开展工作”（48 页）。虽然本书两位作者都支持派遣宣教士去完成大使命，但他们也恰当地提醒我们，真正持久的变革是自下而上建立的，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创造“人类繁荣、神圣和平与和解的乐土”（50 页）。
最后一个展现基督教变革力量的例子，同样通过建立和平与和解的桥梁在世界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让·瓦尼耶（Jean Vanier，1928-2019）并没有向政府请愿要求更好地对待残障人士，也没有对那些不认同他理念的人表示道德谴责。相反，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社区，让残障和非残障人士能够和睦共处：“不是作为照顾者和被照顾者，而是作为平等的人类同胞”（83 页）。作者用优美的语言总结了瓦尼耶为帮助那些在社会中无声无息的群体所提供的良方：“用充满爱心的社区取代对抗性的言论。他没有空谈应该平等对待智障人士，而是创建了一个真正体现他们平等地位的社区”（86 页）。
这本书值得所有希望在当今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基督徒阅读。在这个似乎已经抛弃了我们最珍视的道德价值观的时代，穆尔霍夫和兰格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们教导我们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搭建桥梁——如何做到在世界里，而不属于这个世界。
译：变奏曲；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rading Moral Outrage for Winsome Persua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