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一半的美国儿童和青少年表示，他们希望成为引领社交媒体潮流的领导者——即“网红”。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成功地将“为出名而出名”变成了一种职业。许多人认为这是在捕风，但另一些人却为之奋斗不息。
在《自我制造：从达芬奇到卡戴珊家族，创造我们的身份》（Self-Made: Creating Our Identities from Da Vinci to the Kardashians）一书中，塔拉·伊莎贝拉·伯顿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她的目标是阐明这种现代冲动的影响和历史：“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定制并策划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反映我们的内在真实”（第 2 页）。
美国亚马逊是这样介绍本书的：
《自我制造》
塔拉·伊莎贝拉·伯顿（Tara Isabella Burton）著
在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轻松复制，我们都渴望塑造出自己独特的个性，打造专属于我们的形象，从而脱颖而出。随着社交媒体和资本主义的碰撞，以及个人主义在各行业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自我品牌化”或主动为他人定义自我已成为常态。然而，这一现象并非新鲜事。在《自我制造》一书中，塔拉·伊莎贝拉·伯顿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种热衷于个人品牌化的境地的。
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Affairs），288 页。
伯顿对当下文化现象的解释进入了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流行书籍和学术著作层出不穷，为我们讲述西方的大故事。这些“大故事”可以理解为西方文化中思想史的宏观叙述——每本书都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解释我们为何成了今天的样子——但做法却与单一主题的阶级历史书（如美国内战）相反。比如，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的《重塑世界》（Remaking the World）、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Self）和《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以及卡尔·楚曼（Carl Trueman）的《现代自我的崛起与胜利》（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这些都是关于西方的大故事，但他们讲述的并不相同。作为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访问学者，伯顿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述，她的书与其他作品进行了积极的对话，并在某些层面上达成了一致。伯顿毫不畏惧地加入了这场对话。例如，她同意泰勒的观点，认为“表现型个人主义主导了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的自我认知”（5 页）。但她有足够的信心反驳泰勒，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是从一种宗教世界观向世俗世界观的转变。
《自我制造》在某种程度上是伯顿另一部出色著作《奇异仪式》（Strange Rites）的延续，该书表明，西方人仍然虔诚如初。作为一名基督徒，伯顿敏锐地察觉到宗教和属灵力量在西方文化中无处不在。当她最终在书中探讨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时，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卡戴珊的“为出名而出名”是一种灵性追，而不仅仅是逃避现实生活的空虚消遣。
对于那些对“西方大故事”感兴趣的人，伯顿的著作是必读之作，因为她试图填补现有文献中的空白。伯顿对文化趋势持开放态度，不妄加评论。她总是先理解再批评，这值得任何想要向邻居传福音的基督徒效仿。
尽管伯顿参与了这场讨论，但她并没有回避表达她的观点：“我们的自我创造历史并不是一个鼓舞人心、不断进步的故事”（8 页）。然而，她也指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文化衰落和现代性危险的悲剧性叙述，如同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和卡尔·楚曼等近代文化评论家所描绘的那样”（8 页）。
伯顿通过一系列小故事来讲述“大故事”。每一章至少讲述一个关于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思想的发展例子，表明这些思想怎样在现代时期得到了发展和深化。
虽然任何历史都无法完全由个人来表达，但伯顿生动的叙事风格和选择的例子使这本书引人入胜，因为她追踪了文化分析中的多条线索。
最关键的是，《自我制造》指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恐惧对象都值得同样的关注。他们彼此相互影响并推动对方的发展。
一些社会评论家希望孤立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破坏性，特别是在性的表达上。另一些人则希望孤立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罪恶。伯顿认为，这两者都有问题，并以广角镜头共同审视正在发生的各种恶行。她指出它们的相似之处以及它们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
例如，伯顿带着讽刺地意味指出，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所谓平等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种姓制度。如果在社会上传播这种哲学，宣称人有道德义务成为真实的自我，那么那些未能或未实现这种自我的人就会不可避免的沦为底层阶级，受到鄙视。
这种观点可以在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恐怖的性观念中找到，它将他人视为可以被使用和抛弃的物品。这种观点也出现在西方社会中欧洲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上。它体现在对女性的贬低上，也在对“普通人”的轻视中显露无疑，这些普通人“开始被描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无形的单一群体和毫无生气的机器”（117 页）。个人主义的自我创造成为了真实人格的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正统福音派圈子中也见证了其中一些态度的存在。对于福音派基督徒来说，伯顿对我们这个自我表现文化问题的处理尤为重要，因为她（可悲却真实地）表明，这不是“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而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卷入了这股潮流。
“我到底是谁？”当西方社会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伯顿指出，答案是：“我想成为谁就成为谁”（235 页）。她批评这种西方对“自我表达”理解为不仅是道德上的要求，更是一种目的论上的要求，主要有三大原因（233 页）。
首先，如上所述，表现型个人主义在社会中基于自我表达的成功创建了两个阶层。其次，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我们现在认为最真实的欲望，也常常受到他人的塑造（234-235 页）。第三，西方的叙述掩盖了我们作为物种的社会性——我们确实需要彼此。
伯顿巧妙地揭示了系统中的裂缝，但她并未修复这些裂缝。虽然她是一名公开宣称的基督徒，并且有神学背景，但她未能为我们面临的困境提供处方。她既看到了自我表达的潜力，也看到了其中的危险，然后耸耸肩，基本上说：“我们只是人。”
她的三个批评点在福音中找到了真正的解决方案：这是关于一位上帝的好消息，福音坚信所有人都是按照祂的形象受造的。这些解决方案源于这样一个真理：祂的话语比我们虚伪的内心更能带来自由。最终，我们不仅是为了彼此而存在，也是为了上帝——这位人类大家庭的父亲。
《自我制造》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故事，尽管它并不完整。伯顿写道，我们“被困在事实与自由之间，试图不完美地解决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的问题”（236 页）。这种现代性的状态，如果得到正确的阐释，就会把我们直接引向福音，因为我们早已在为此痛苦不堪。
译：DeepL/STH；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ocial Influencer Is the New Upper C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