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一种新兴的世俗哲学在硅谷扎下了根。如今，它影响着许多政治与科技议题的讨论，尤其是社会如何看待和发展人工智能。这套世界观叫作“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眼下正备受关注。《经济学人》最近称之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并将这场运动形容为“令人钦佩，却也危险”。
尽管这套哲学正在影响市场和全球议题的讨论，许多基督徒对它仍然陌生。我是基督徒，也是科技政策分析师，在这些讨论十分活跃的华盛顿特区工作。我想说明什么是有效利他主义，探讨它许下了什么承诺、又为何难以兑现，并解释为什么这场新兴运动与福音并不相容，更无法取代福音。
有效利他主义兴起于 2000 年代末至 2010 年代初，由几股思潮交汇而成，尤其受到功利主义哲学和注重实证的慈善理念影响。1972 年，澳大利亚学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发表了《饥荒、富裕与道德》（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一文，为这场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在文中主张，如果人只需付出相对较小的代价，就能阻止苦难发生，那么他就有道德义务这样做。从根本上说，有效利他主义属于后果主义，主要根据行为带来的结果判断其对错。
有效利他主义的基本主张很直接，人应当运用理性、逻辑和自己的资源，尽可能多地造福社会。有效利他主义中心（Centre for Effective Altruism）这样解释：“我们致力于优先采取能让更多生命受益的行动，而非只让少数生命受益的行动。换句话说，拯救十亿条生命，比拯救十条生命更重要。”
随着慈善评估机构（GiveWell）和“八万小时”（80,000 Hours）等公益组织相继成立，这场运动逐渐成形。这些组织强调衡量慈善工作的成效，将资金投向最有效的行动，也鼓励人根据一份工作能带来多少益处，选择“高影响力”的职业。这种捐赠理念催生了许多项目，致力于改善全球健康、提升动物福利、缩小经济差距等。
过去十年，有效利他主义扩大了关注范围，将目光投向后世，转向“长期主义”（longtermism）。这一立场认为：“为长远未来带来积极影响，是我们这个时代在道德上应当优先考虑的重要任务。”《经济学人》指出，这种看法又引出了另一个信念：“尚未出生的人也应被纳入权衡，而他们可能数以万亿计。许多有效利他主义者都是‘长期主义者’，认为自己有义务防范遥远未来的风险，即便这会挤占当下善举的资源，例如帮助赤贫者。”
因此，他们格外关注威胁人类存续的风险，例如气候变化、下一场大流行病、核扩散、人工智能。在许多硅谷人士看来，先进人工智能是这个时代最关键的问题。对潜在“AI末日”的忧虑，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场运动会将大量资源投入AI研究、AI企业，以及相关倡议和安全工作。
不难理解，这套哲学为什么会吸引AI研究人员和硅谷科技精英。有效利他主义让技术人员可以用熟悉的方式处理伦理问题：计算概率、权衡得失、预测结果。就连一个人在道德上做得如何，也被化为一道计算题，仿佛编写软件程序一样，输入不同，输出也就不同。
这些人往往志向远大，习惯凭借才智和分析能力解决复杂问题。在这个常常让人感到孤立的行业里，这场运动使他们找到了可以安心归属的群体。当他们突然拥有巨额财富，又不得不思考自己的技术发现将带来什么后果时，这套信念赋予了他们一种更高的使命感和呼召感。
介绍有效利他主义，很难不提到其中一些较为奇特的观点，有些甚至在运动内部也引发了分歧。例如，对动物福利的关注，使许多成员相信，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都拥有同等的道德价值，虾也不例外。没错，既然一美元就能显著改善一只甲壳动物的处境，那么保护虾的福利，就可能成为慈善捐款效率最高的用途。
有效利他主义群体的性文化也受到外界审视。《时代》杂志 2023 年的一项调查指出，这场运动的成员以男性居多，工作与私人生活高度重叠，再加上多重伴侣关系的亚文化——有些人宣称这种关系比一夫一妻制更理性——共同滋生了“性骚扰与性虐待的文化”。这个群体的文化影响力远超其规模，上述问题使许多人，包括基督徒，对此感到忧虑。
有效利他主义转向长期主义之后，许下了这样的承诺：只要由合适的人正确认识其中的利害关系，就能带领人类安全走向充满未知的未来。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坚持后果主义和长期主义，因此在道德上特别有资格影响公共政策。
在他们自己眼中，有效利他主义者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人。这种信念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他们的政治参与日益增加，既活跃于台前，也在幕后建立和资助公民社会机构，以影响政策制定者，推动他们接受这套思想。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是与这场运动联系最密切的知名人物之一，尽管他否认自己属于该运动。他一直借助这套哲学指导公司管理，也据此思考AI的未来。
然而，尽管雄心勃勃，这场运动却难以兑现自己的承诺。有效利他主义确信凭自己的推理就能引领人类走向未来，但这实际上是在傲慢地宣称他们掌握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知识。凡是以结果判断是非的伦理体系，都预设我们能够可靠地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它把未来看成一个封闭的因果系统，仿佛只要找到合适的人或算法，就能把一切计算清楚。
但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连一个选择带来的全部影响都无法追溯，更不用说预测数十亿个潜在生命的福祉了。一套以结果为依据的伦理，充其量也只能等事情发生后，再作出道德判断。
更根本的问题是，有效利他主义缺乏道德根基。它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世界上有太多人正在受苦，有能力的人应当帮助他们。其支持者能够准确量化某些社会问题，也能计算哪些行动最有效率、最可能带来最大的益处。但这套哲学大体上只是把这些计算背后的道德义务视为理所当然，却没有说明它们从何而来。
辛格在那篇奠基性的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穿着昂贵运动鞋的人，经过一个正在溺水的孩子。他作出道德权衡，认定即使会毁掉鞋子，也还是救孩子更好。这个例子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我们早已知道，孩子的生命很重要，见死不救是残忍的。但严格按后果主义推论，却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如此。
如果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个可以加总的“福祉容器”，那么谁也没有自身固有的价值。每个人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他在计算中代表一个数值。可是，哪些数值值得算进去，又由谁决定？
如果没有超越个人的道德真理来源，最终作决定的就只能是个人。每一位有效利他主义者都必须靠自己的推理判断什么才是“最大的善”；而在他自身之外，没有任何权威能判定他错了。将这一逻辑推到尽头，几乎什么主张都能找到容身之地，甚至包括“没有人类，地球反而会更好”这样的设想。
如果一路追问到底，我们会发现有效利他主义者无法一致、合理地说明人的道德价值源自何处，也无法解释我们究竟为什么应当爱邻舍。苦难只成了一道待解的数学题，原罪不在考虑之中，世界为何破碎也得不到解释。有效利他主义要求我们爱邻舍，却又把邻舍化成一个统计数字。它想要“人有神的形象”这一真理所结出的果子，却否认了这果子的根。
有效利他主义认识到了关于人的一些真理：我们的生命具有道德意义，选择会带来后果，我们应当关心自己以外的人。乍听之下，它呼吁人尽可能多行善，甚至像是耶稣会说的话。但基督信仰把这些真理放进一个更宏大的故事中。在这个故事里，良善由神自己界定，不由我们的计算决定。
从根本上说，世界并不是一连串等待我们提高效率的问题。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神所造的。人承载着神的形象，不能被化为用来计算福祉的单位，再据此确定价值。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价值和尊严，根基在于神永不改变的属性，而不在于不断变化的文化规范，也不在于感知能力的高低。
虾等动物也是神美好创造的一部分，值得我们照顾，但它们并不承载神的形象。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肯定神眷顾天上的飞鸟，同时也指出，人比飞鸟贵重得多（太 6:26）。
如果按有效利他主义的标准衡量，耶稣的事工可能会被判定为极其低效。他在罗马帝国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与十二个跟随者相处了三年。他教导人，神会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一只失落的羊（路 15:4）。犹大质疑，为什么要把昂贵的香膏用在耶稣身上，而不卖掉周济穷人，耶稣却责备了他（约 12:6–7）。最终，宗教领袖促成了耶稣的死；讽刺的是，他们认为，他一人死去，就能保全整个民族（约 11:50）。
耶稣既颠覆了有效利他主义者的设想，也成全了他们的盼望。他的死确实是为众人牺牲，但这并非照着仇敌的计划展开，而是成就了神的旨意（可 10:45；徒 2:23）。他的死真正为最多的人带来了最大的益处。而且，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若论长远打算，无人能与他相比：他的计划始于创世之前，延伸至永恒。
为拯救我们，耶稣算过代价。十字架和空坟墓告诉我们，他愿意为我们付出这一切。
从人的角度看，未来总是充满未知。自古以来，每个人、每一种文明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但基督吩咐我们，不要为无法掌控的事忧虑，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32–34）。
即使无法预见结果，即使自己的盘算指向另一个方向，神仍呼召我们跟随他。我们不必活在恐惧中，也不必依赖几个自封的先知来预测未来。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扎根于神救赎的故事，比这些预测更为深厚。
许多有效利他主义者担心，AI时代可能带来人类的灭绝；基督徒却可以在这样的时代，重新学习怀抱盼望。因为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就能带着对他的信靠，坦然面对AI的挑战。
正如基督徒学者、现任白宫高级顾问乔纳森·阿斯科纳斯（Jonathan Askonas）所解释的：
盼望是一种神学美德，唯有神才是它真正的对象。尤其当科技力量不断增强时，要相信“一切终将安好，一切终将安好，万事万物终将安好”，就只能出于这样一个确信：历史的作者是神，不是人。（原文强调“神学”一词）
面对AI的兴起，如果我们少一些焦虑，多思考如何尽好管家的责任，会怎样？
基督徒不需要后果主义的教导，也能明白让十一奉献和其他捐赠发挥最大效用的重要性。基督徒和教会一直在借鉴信仰传统内外的经验，改进奉献方式，并评估不同事工的果效，以决定支持的方向。没错，有效利他主义者创办了许多成功的慈善机构，但许多教会和其他基督教事工也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已经做了约两千年。
无论我们认为凭电子表格和公式能成就多少善事，与救主所成就的相比，这些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他那终极的舍己，为世界带来了最大的益处。他也教导我们该怎样服侍他人，让我们从现在起，直到神将万物更新，都照此而行。
我们并不是第一代面对技术巨变的人。印刷术推动了宗教改革，麦克风改变了讲道，互联网改变了传福音的方式。每个时代，教会都必须思考：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宣讲福音、培育门徒？
AI时代也不例外。基督徒必须发声，参与AI开发与治理的讨论，让人看见，神的真理如何帮助我们走过这个充满变化与未知的时代。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Effective Altruists and the Spreadsheet Gos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