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市面上出了一本新书，呼吁基督徒离开安全的看台，走进竞技场。作者是肯塔基州托马斯堡基督君王教会（Christ the King Church）主任牧师迈克尔·克拉里（Michael Clary），他将矛头指向他所谓的“失败者神学”：一种软弱、迎合“觉醒”思潮、一味讨好人、缺乏骨气的福音派神学。
他点名批评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大卫·普拉特（David Platt）、提摩太·凯勒、约翰·派博等广受欢迎的教师，也批评《今日基督教》和福音联盟等媒体平台。他感叹这种“缺乏行动力”的基督教在文化日益败坏之际只知维持现状，并推崇一种“主动有为”的基督教信仰，要刚健、坚韧、勇敢，也满有盼望。
克拉里言辞机敏，劝勉大胆，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摆在读者面前：投降，还是前进？任人践踏，还是起来治理？
《失败者神学：为什么软弱的人不能承受地土》（Loser Theology: Why the Weak Will Not Inherit the Earth）
D. 迈克尔·克拉里（D. Michael Clary）著
佳音出版社（Canon Press），296 页。
第一章解释了什么是“失败者神学”。克拉里写道：“我使用这个词，是因为这种神学主张以失败作为忠于上帝的方式。失败者神学可以指那些强调被动、退缩和失败的神学观点与运动，它们常常把受苦与损失同谦卑混为一谈。”（25 页）
按他的说法，失败者神学只呈现了“一半的基督：总是背着十字架，从不戴上冠冕，呼召我们效法祂，接受失败”。这种神学“没有得胜的异象”，只把基督徒看作边缘化的文化少数群体（9 页）。
接下来的三章进一步展开批评，分别将失败者神学称为“旁观者式的属灵生活”（第二章）、“受气包教义”（第三章）和“举白旗的基督教”（第四章）。
克拉里认为，凯勒等领袖所代表的“以福音为中心”运动，呈现了一种“狭隘、以心理疗愈为导向、过度内省”的福音，剥除了“福音在公共领域的使命，也就是宣告基督对整个生活拥有主权”（32 页）。失败者神学强调个人灵性，却将其与今世事务对立起来，因而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盲区，仿佛划出一片‘刻意不作为的区域’：人若想走出去参与世界，就会受到劝阻，或被斥为属世”（33 页）。
第三章批评普拉特、派博等广受欢迎的牧者，因为他们呼吁人彻底为基督而活，甘愿承受苦难。克拉里认为，这些失败者神学的倡导者用强烈的言辞暗示，真正认真信主、爱主的基督徒，会变卖财产、植堂、远渡重洋向失丧的人传福音；普通的中产阶层基督徒则低人一等。他声称，“受气包教义”误解了苦难、逼迫、人的败坏和谦卑。
到了第四章，克拉里对政治和文化参与的关切更加明显。他写道：“举白旗的基督教用圣经语言，把政治上的冷漠包装成圣洁”，他们呼吁基督徒以“寄居者，而不是文化斗士”的身份生活（120 页）。他说，呼吁基督徒“放下权力”，听起来或许很属灵，实际上却是在操控和误导人。结果，教会在公共领域的见证受到压制，文化衰败也随之加速。
克拉里声称，教会逃避政治责任，会催生一种“坐享祖产的基督教”：基督徒将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视为理所当然（134 页）。他借用著名基督教重建主义者大卫·奇尔顿（David Chilton）的说法，将某些基督徒的末世观称为“悲观千禧年论”。这种末世观让人“预期失败”，却不能激励人建立和守护文化机构（137 页）。“举白旗的基督教”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觉醒福音派”：它采取妥协的“第三条路”，企图靠讨好进步派来捍卫福音（142 页）。
这一连串批评，为克拉里随后推崇的“坚韧”或“主动有为”的基督教信仰作了铺垫。相关章节的标题也颇为贴切，叫“合乎公义地追求权力”。他的主要圣经依据，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9 章所讲的十锭银子的比喻：主人是一位投资者，前两个仆人是“行动派”，第三个仆人却消极被动，不肯冒险，活在惧怕之中。
克拉里总结道：“在神国的经济法则中，勇敢的基督徒若在圣灵充满之下冒险，即使摔得很惨，仍有丰盛的恩典为他们预备。”（155 页）他认为，主动行事、发挥力量和运用权柄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礼物，根植于《创世记》1:28 的创造使命。按他的定义，“力量”（power）是“做成事情的本领……是付诸行动的能动性”；“权柄”（authority）则是“治理的权利”，可以指挥或约束他人的行为与态度（162、169 页）。
第六章阐述“主动有为的基督教信仰”：不仅要远离邪恶，也要“追求你受造本应享有的荣耀”。克拉里指出，基督徒勇敢行事、追求卓越，就是有份于神的荣耀。第七章“勇者殿堂”列举了圣经中及当代的榜样，从击杀巨人的大卫，到已故社会活动家兼传福音者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克拉里问道：“神学院是在培养有勇气的人吗？还是已经成了批量生产文凭的工厂，只会在我们的简历上添几个学位缩写，却没能给我们一副铮铮铁骨？”（219–220 页）
第八章列出“主动有为的基督徒十二项操练”：
这些操练与一些当代心理学和自我成长著作有相似之处，例如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人生十二法则》（12 Rules for Life）和《人生十二法则2》（Beyond Order），瑞安·霍利迪（Ryan Holiday）的《勇气在召唤》（Courage Is Calling），以及格雷格·卢基亚诺夫（Greg Lukianoff）和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合著的《娇惯的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许多人很可能都会赞同这十二条原则，甚至包括一些被克拉里指责为失败者神学倡导者的人。
对于克拉里这本书的主张，我有一些重要的异议和疑问。但在一个日益缺乏道德判断力、也缺乏勇气的时代，他呼吁人明辨是非、靠圣灵勇敢行事，这一点值得欣赏和肯定。
克拉里呼吁基督徒坚定反对堕胎、同性性行为和跨性别意识形态，即使文化以爱、进步和所谓“宽容”之名赞美这些罪——这种宽容本身并不宽容。他的呼吁是对的。他也恰当地提醒我们，不要修改自己的教义，或为圣经的教导道歉，仿佛“神出了公关问题”（141 页）。这让我想起卡森（Don Carson）富有先见的提醒：我们可能会“以一些不易察觉的方式，在生活中放弃圣经的权威”，例如“心里竟为圣经的教导感到难堪”。
勇气是贯穿本书的主题之一。克拉里问，我们的教会和神学院是否正在培养有勇气的人，使他们“在逆境的烈火中，凭着狮子般无畏的信心锻炼成形”（220 页）。作为丈夫、父亲、教会成员、福音的仆人和神学院院长，我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我盼望自己是一个有信念、有勇气的人，也盼望我的儿子和学生们都能“刚强壮胆”（书 1:9）。我曾在《神学期刊》（Themelios）的一篇社论中，称许尼希米的榜样：面对恶毒的诽谤、暴力威胁和强烈反对，他仍然祷告、信靠神，以坚定的勇气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带领众人。
克拉里直言不讳地提出挑战，大胆呼吁人行动起来。这些话是许多人，尤其年轻男性，需要听见的：放下《使命召唤》（Call of Duty）游戏，承担真实的责任；离开沙发，让自己的一生活得有价值。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后 2:22）“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林前 16:13）
这本书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也有一些令人担忧、需要警惕的地方。
本着“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的原则（帖前 5:21），我提出八个问题，借此思考《失败者神学》的主张及其价值。
第一，谁是“失败者”？
克拉里这个带有挑衅意味的书名，将几种不同的批评混在了一起。
首先，失败者神学可以指那些消极、懒惰、胆怯、得过且过的基督徒。他们需要有人当头棒喝，鼓励他们别再把主人交托的银子藏起来，而要读箴言，追求一些虽然艰难、却美好的事：结婚、创业、服侍社区。克拉里劝勉这类“失败者”时，或许最有说服力。
其次，是那些被克拉里批评为神学左倾、文化眼光狭窄的基督教领袖。他最常批评的是罗素·摩尔，也就是他在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就读时的神学教授。他不认同摩尔的这句话：“圣经地带正摇摇欲坠。我的看法是，那就让它塌吧。”（5 页）
克拉里不只指责摩尔同情进步派，也指责他虚伪：“当福音派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告诉我们要放弃权力，当福音派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告诉我们要放弃影响力，你就开始觉得自己被耍了。”（7 页）他还批评摩尔在评论 2021 年 1 月 6 日事件以及最近道格·威尔逊（Doug Wilson）的一次电视访谈时所表现出的“愤怒”。克拉里毫不留情地说：“讽刺的是，CNN之所以采访威尔逊牧师，恰恰是因为他正在赢……摩尔并不希望所有基督徒都摆出失败者的姿态，他只希望保守派这样做。”（14–15 页）
被归入失败者神学的，还有第三类基督教领袖，例如普拉特和派博。他们的神学与克拉里大体一致，但按克拉里的说法，他们的言辞却误导了人，使人在公共领域举起白旗，对苦难和冒险产生不健康的认识，也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恩赐而内疚。
克拉里的论证有时不够严谨，且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提供的证据包括：“我亲眼见过，有人把这个教导用在一些派博未必想得到的地方。”（73 页）又如：“有些人就是这么做的。我亲眼见过。”（94 页）
然而，克拉里自己也在整本书中不断用强烈的言辞，呼吁人凭信心生活，在圣灵充满之下勇于冒险。有时，他听起来与派博、普拉特很像，同样是在呼吁人在苦难中喜乐、彻底为基督而活、履行大使命。我不禁想，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讲道人的言辞是否强烈，而在于：究竟什么目标值得我们凭信心去冒险？
如果克拉里能回应其他相关著作，例如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的《平凡》（Ordinary），他的分析可能会更有力。霍顿劝读者放下焦躁不安的奔忙，在福音和神所设立的“常用蒙恩之道”中寻求知足。不过，克拉里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日常的蒙恩之道，而是提出一个异象：“收复文化阵地，重建机构勇于担当的精神，训练一代人，让他们满怀信心地参与世界。”（22–23 页）
第二，我们要在哪个竞技场上奋战？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克拉里呼吁基督徒，把目标放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胜利”上。他希望基督徒不只在日常生活中忠于基督，也要像昔日勇敢的圣徒那样“推动社会改变”（271 页）。他写道：
基督教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自由、最繁荣、也最有德行的社会。基督教西方世界是由敬虔的弟兄姐妹们凭着出色的工作态度、能力和决心建成的。今天也应如此。人们应当因我们的坚毅、诚实、信念、忠诚、勇气和信心而认识我们。没有人会把这些成果拱手送给我们，我们必须走出去，亲自争取。（271 页）
克拉里的呼吁鼓舞人心，但他的异象符合新约的教导吗？在我看来，有些符合，有些并不符合。
前面列出的“十二项操练”，大多很容易找到圣经依据，尤其是“敬畏神，不惧怕人”“在智慧上长进”“追求节制”等一般性劝勉。另一些，例如“不以受害者自居”和“不再把重大决定过度属灵化”，则更像是针对美国基督徒处境所作的牧养应用。
至于克拉里那句“该走进竞技场了”（272 页），在君士坦丁以前的基督徒听来，含义会截然不同：坡旅甲（Polycarp）、佩尔佩图阿（Perpetua）等基督徒走进竞技场，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处决。
第三，我们应当追求怎样的能力，怎样的权力？
克拉里关于“合乎公义地追求权力”的论述，有可取之处，也有问题。他正确地指出，神的大能在福音中得到充分而荣耀的彰显，耶稣也应许赐能力给祂的见证人，使他们完成祂的使命（162–164 页）。克拉里因此总结：“所以，从整体来看，基督徒的生命和顺服生活，主要应以能力为特征，而非软弱。”（164 页）
但紧接着，他就转而反驳阿克顿（Acton）的名言：“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并据此主张，义人应当寻求掌握机构中的权力。
这里似乎偷换了概念：论证进行到一半，同一个英文词 power 从“能力”变成了“权力”。圣灵赐人能力（power），使人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作见证、祷告、与罪争战，与身居政治权位并运用权力（power），并不是同一回事。
克拉里满怀信心地援引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这个可敬的榜样，认为他“明确驳倒了阿克顿的论点”。但这里的推论同样站不住脚。下议院议员并不拥有“绝对权力”；一个基督徒“学会为神的荣耀运用机构权力”的正面例子，也不能证明克拉里的普遍断言：“义人拥有权力，就会更有效地行善。”（165 页）
保罗·区普（Paul Tripp）将牧养事工称为“危险的呼召”。其他掌握权力和权柄的岗位，也各有其试探与陷阱，需要人保持属灵警醒：“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林前 10:12）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与克拉里一致：敬虔的基督徒应当热心行善，不该在领导、服侍和促成善事的机会面前退缩。我也赞同约拿单·李曼（Jonathan Leeman）的话：“权柄是一份美好却危险的礼物。人可以用它成就极大的善，也可以用它造成极大的恶。”
我们首先要按神的心意运用权柄，管理好自己的家（提前 3:4），进而立志服侍神的家，就是教会（5 节）。我们不愿像“好为首”的丢特腓（约叁 9），而要效法基督，舍己服侍他人（太 20:28）。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无论是教养儿女敬畏主、遵从主的教训，向聚集的会众传讲神的话，守望弟兄姊妹的灵魂，还是管理员工、带领机构、担任董事、执教球队，都是重大的责任，也是极大的荣幸。在这些及其他岗位上，领袖都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彼前 4:11）。
第四，我们靠着什么走过苦难？
克拉里对苦难的论述，同样前后不一。他正确地承认，“通往荣耀的道路，有时要经过苦难”，基督徒必须效法基督，忍受试炼，甚至逼迫（208 页）。但在之前的章节，他却反对派博的这项主张：“基督的呼召，是呼召我们过一种舍己、有损、受苦的生活。”而派博紧接着就说明了自己的意思，“如果没有复活，这种生活就显得愚蠢至极”。
两位作者看起来在表达相近的意思，克拉里却声称，派博的“措辞”美化了苦难，让人以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为耶稣任人践踏，然后上天堂”（75–76 页）。这种处理既不严谨，也歪曲了派博的苦难神学，误导读者。
派博在《渴慕神》（Desiring God）中，将苦难称为“基督徒享乐主义所付的代价”，并不厌其烦地强调：基督徒不是为了受苦而追求受苦；我们追求的是“无论承受怎样的痛苦，都以神为乐”，借此有力地见证神至高无上的价值。
克拉里接着解释：
主动有为的基督徒会有更多受苦的机会，恰恰是因为他们正在行动。他们选择踏上一条本可以不走的路，也承受其中令人痛苦的损失。单身男子冒着被拒绝的风险，追求一位敬虔的女子；宣教士冒着危险去植堂——他们所展现的，都是同一种主动有为的信心。这只是同一个原则在不同处境、不同程度上的运用。（209 页）
果真如此吗？我承认，与另一位基督徒缔结婚姻，以及远赴异乡劳苦，使人认识基督，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也都需要信心与忠心。但克拉里似乎不只是在说这一点。
在《失败者神学》的其他地方，他反对这样一种预设：与那些更属灵、更彻底委身、投身宣教的“主力队员”相比，“普通的中产阶层”基督徒只是“替补”（67 页）。他认为，普拉特和其他教师使许多热情的年轻人花上多年“追逐宣教士的荣耀，而他们本来应当做的，是养家糊口”（95 页）。
我同意，如果人出于不当的内疚感，或为了追求个人荣耀而想去宣教，教会“仓促”差派他并不明智。但让我担忧的是，克拉里没有肯定或鼓励那些正当的宣教动机，例如热切渴望神得荣耀（哈 2:14）、关心失丧的人（路 15:4），以及盼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也能认识基督（罗 10:15，罗 15:20–21）。
第五，全球教会在哪里？
《失败者神学》只是偶尔提及全球教会。克拉里写道：“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经常面对部族暴力带来的恐怖处境，生活在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社会中的人，几乎无法想象。”随后，他以尼日利亚为例：“基督徒不断遭到屠杀，人数之多，足以构成种族灭绝。整座村庄被焚毁，牧师遭斩首，妇女被强暴、掳去为奴，而国际基督教群体却大多保持沉默。”（135 页）
面对世界各地基督徒正在经历的这些火炼般的试验，刚健、主动有为的基督教信仰会如何回应？新约给了我们许多教导和榜样，呼吁我们祷告，与受苦的圣徒站在一起，并向他们提供支援（例如，徒 11:29–30；林前 12:26；帖后 1:4；来 10:32–34；彼前 5:6–10）。
我想，克拉里也会鼓励自己的会众这样回应。然而，《失败者神学》着重强调的，却是这些苦难发生在“那些曾经拥有强大基督教文化影响力，却将其拱手让出的国家”（135 页）。
于是，海外基督徒所受的逼迫只成了一个警示故事，用来说明“福音派基督徒退出公共领域会有什么后果”。他写道：“我们难道愚蠢到以为，这些事不会在美国发生吗？”（145 页）
第六，我们应当追求怎样的志向？
克拉里常常正面肯定“雄心”。例如：
雄心有多大，荣耀就有多大。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事很重要。对荣耀的盼望，本应成为追求宏大目标的强劲动力。目标越宏大，实现时所分享的荣耀就越大……荣耀在战场上，要追求宏大目标、勇敢冒险才能获得。（211 页）
他说，失败者神学之所以质疑或压抑雄心，是因为担心其中可能掺杂骄傲或其他有罪的动机。他称许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等身家数十亿美元、极具行动力的科技先驱，认为他们“懂得如何运用力量，成就不可思议的事”（237–238 页）。
然而，克拉里没有讨论新约对自私野心的警告（例如，腓 2:3），也没有讨论新约明确称许的几种志向：立志安静度日、亲手做工（帖前 4:11），渴望担任监督、服侍教会（提前 3:1），以及立志在基督的名尚未被传扬之处传福音（罗 15:20）。
我担心，“主动有为的基督教信仰”所推崇的雄心，更接近这个世界的理想，而不是神国那与世俗不同的价值观。
第七，怎样的未来盼望来推动我们履行使命？
这种刚健的基督教信仰，动力来自对今世未来的乐观展望，而不是《末日迷踪》（Left Behind）式的“悲观千禧年论”。遗憾的是，克拉里没有详细阐述自己的末世论立场。不过，他四次正面引用大卫·奇尔顿（David Chilton）的著作《乐园复得》（Paradise Restored）和《报应的日子》（The Days of Vengeance），这表明，他至少倾向于某种形式的后千禧年论。
此外，克拉里沿用近年一些后千禧年论释经者的理解，将《马太福音》28:19 解释为“使列国作门徒”，认为这项命令不只涉及“个人的灵魂……也涉及他们所生活的国家”。他解释道：“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必须置于基督的主权之下，包括法律、艺术、教育、政府、家庭和商业。大使命并没有把创造使命缩减为单单关乎属灵的事。”（161 页）
但杰里米·塞克斯顿（Jeremy Sexton）已经有力地论证：主并不是命令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训练成门徒，而是要使万国中的人作门徒，因为国家本身不能受洗，也不能像个人那样接受门徒训练。
即使圣经论据经不起仔细推敲，当代后千禧年论似乎仍吸引着许多人。塞克斯顿这样解释其中的原因：
它关注的是我们的心自然向往的今世，而不是将来的世界。它应许人在这个时代得胜，而当代后千禧年论运动的领袖，从拉什多尼（Rushdoony）到威尔逊，都激励追随者为这场胜利奋战。后千禧年论反对退缩，谴责失败主义，并提供了一个更能打动人的故事。
第八，什么才是真正的得胜？
最后，本书所提倡的“赢家神学”，与圣经所描绘的在基督里真正“得胜”，并不一致。希腊文动词νικάω在《启示录》中出现 17 次，通常译为“得胜”，“胜过”，或“征服”。围绕得胜这个主题，《启示录》让我们看见：从地上和从天上看教会的处境，会得出何等不同的结论。
一方面，教会看起来几乎谈不上得胜：约翰被放逐到海岛，基督徒面临患难、贫穷、毁谤、监禁、软弱、排斥，甚至死亡（启 1:9，启 2:9–10、13，启 3:8–9，启 6:9–11，启 20:4）。不仅如此，兽还与圣徒争战，并且胜过他们（启 13:7；参11:7）。
另一方面，神又一再应许，要将新耶路撒冷中荣耀的产业赐给“得胜的”（启 2:7、11、17、26；3:5、12、21；21:7）。于是，《启示录》以一种看似矛盾的方式，将教会描绘成“被征服的得胜者”：他们如今经历苦难和失败，却等候最终的胜利。
我们要从犹大支派的狮子身上，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得胜：祂竟以被杀羔羊的样式得了胜（启 5:5–6），并将彻底战胜兽及其同盟（启 17:14，启 19:11–21）。
得胜，不取决于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竞技成就，而在于即使付出代价，仍然忠于基督，并在属灵争战中胜过罪恶。按《启示录》12:11 所说，神的子民胜过撒但，是“因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克雷格·科斯特（Craig Koester）解释道：“征服与胜利，在希腊罗马文化中意味着极高的荣誉；《启示录》却重新诠释了这些意象，借此呼召基督徒抵挡那种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忠于耶稣，可能使人在社会中蒙羞；但在基督眼中，忠心的人配得胜利的冠冕。”
因此，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为尚未进入荣耀、仍在地上跟随羔羊的教会，重新定义了得胜：“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启 14:4）
新约确实记载了一些官员、军官，以及其他有财富、地位和影响力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例子。他们也蒙召“在好事上富足”（提前 6:18）。但使徒提醒教会：“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林前 1:26，黑体为作者所加）
保罗本人有许多足以自恃的条件：罗马公民身份、犹太人的敬虔生活、出色的教育背景，甚至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但他的结论却是：“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腓 3:8–9，黑体为作者所加）
迈克尔·克拉里希望刚健、主动有为的基督徒领袖，“比那些与他们竞争的异教徒更拼、更勤奋、更有谋略”。他坚持认为，该停止找借口，应“走进竞技场”了（272 页）。
对 21 世纪的美国教会而言，这是一个大胆的挑战。但归根结底，克拉里没有找准目标：他重新定义输赢时，依据的是美国保守派价值观和乐观的末世论，而不是耶稣与使徒所看重的事。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Loser Theology’ Aims Too Low.
